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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黄灯（第三排中）与中文班的学生。受访者提供
沈毅星读经济学，“什么都学，什么都不精”，他记得有人说，如果将来能做到管理层，这些知识是吹牛的资本，如果一直是基层，别人只会觉得你浮夸。
同学们大多沉默温良、中规中矩，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和黄灯发生过争论，“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沈毅星翘课、打球、挂科、补考，有时中午一顿饭吃到晚上12点，继续烧烤啤酒。那是属于诺基亚和台式机的时代，男生们看NBA的文字直播都激动得满头大汗。大四那年，一群男孩望着城中村的牌坊开玩笑，“大学四年不敢说自己学到了什么，但肯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直到大三下学期，他开始感受到毕业的压力。师兄们脱下脏兮兮的T恤衫和人字拖鞋，换上白衬衫黑裤子四处面试。老师找沈毅星谈话，警告他如果挂科太多将不能拿到学位证。一道闪电让这个农家学子清醒，他不能丢失大学生的身份。
黄灯成为大学生是在1995年。她毕业于岳阳大学，按现在的划分，相当于一所二本学校。那一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92.6万人。此后高校扩招，10年间，黄灯任职的学院从2个班扩充到6个班，大学宿舍塞进更多床，取代书桌。
在大学生没有拥抱市场的年代，黄灯毕业后接受分配，进入亚洲最大的纺织厂，干过文秘、会计、组织干事和一线工人。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她成为下岗工人，决心考研。
她没告诉家里人已丢掉了饭碗，一边给别人做饭赚钱，一边争取继续上学的机会。“我当时连书都没买齐，更不要提上辅导班。”最终，她被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整个工厂都在讨论一个女工因为下岗而自杀，那是种很强烈的对比。
“你觉得你的命运从此改变了。”许多年过去，她开始好奇在这所极其普通的二本学校，学生的命运是否还能被一张通知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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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在文凭上的那一丝并不确定的期待，在劳动力市场上日益残酷地兑换着价值。广东F学院传统的就业岗位是进金融机构，但每年流水线般输送出的毕业生填补了职业地图的大小缝隙。
“我办公室里有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沏不完的茶叶、吃不完的红枣，还有丝绸被、洗发水，都来自学生的推销，我的日常消费中，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供货。”黄灯说。
黄灯的一个学生做了纹绣行业，“都是套路。成本很低的项目，可以包装为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元的项目。美容搭配玄学，诸如文眉，一定要和人的运势联系，上钩的人就会很多” 。开餐饮店的学生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请人就没有利润”的境地。很多时候，他必须亲自上阵，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钱控制。”
7名刚毕业的大学生租住在50多平方米的房间。视觉中国供图
有的学生曾被骗去传销，又接连拒绝职场潜规则和家人介绍的相亲对象，刚毕业还很有拼劲地想着出人头地，现在只想找一份一个月有四五天假、有点收入的工作，找个男朋友拍拖结婚生孩子，平凡地生活下去，但不能如愿，最终生出精神疾病。
黄灯感慨，一个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女孩，仅仅因为不愿向现实妥协，始终没有获得过哪怕一次小小的突围。
一位女生绝望地想哭，“我还想过走歪路，哪里有一个干爹型的人，帮我找一份工作，让我安稳下来，然后我再去追求梦想，再去提升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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