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表|33张遗体捐献申请表背后:争执、不舍与接力(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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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一场遗体捐献宣传活动中,一位老人特意赶来签署捐献协议。新京报采访人员 马延君 摄
“我走了,是为医学做贡献去了”
从家走到菜市场的路上,朱秀芳笑呵呵地跟每一个过路人打招呼,小区里的住户大多是当年邮电系统的退休人员,邻里们相识多年。朱秀芳知道,她捐遗体的事情还在被大家谈论着。
几位签署了捐献协议的老人们商量着,还是要让大家了解,捐遗体不是伤风败俗,而是真的对医学有帮助。
宣传是从身边的老同事开始的,“哎,你听说过遗体捐献吗?可以捐遗体,还可以只捐器官,一个人的眼角膜可以救三、四个盲人呢。”
几位老人和邻里闲聊,说着说着就把话头扯到了遗体捐献上,话题就这么在小区里传开了。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朱秀芳还觉得好笑,“搞得我们几个跟传销一样。”
光是在小区里传播还不够,吴荣坤联系了周边社区,希望他们也举办遗体捐献宣传活动。社区管理员一脸惊讶,“这还能宣传?”对方想了半天,最后撂下一句,“这种事情大家没法接受,你们想办活动,我们不支持,也不反对。”将吴荣坤搪塞了过去。
“没法接受”是大多数人听到遗体捐献的第一反应。有人见到吴荣坤,还没等他说话,就揶揄道:“人还活着呢,老说遗体干吗。”
也有人被他们的话打动了,回家跟儿女商量,却被“训”了一顿。“有些孩子都找来了,跟我们说,叔叔阿姨你们捐遗体是很伟大,但能不能别跟我爸妈说这事,我们家没有那么进步的思想。”
【 申请表|33张遗体捐献申请表背后:争执、不舍与接力】还有人将他们的话记在了心里,经过一番宣传,小区里陆续有四位老人申请了捐献。2015年,安徽省红十字会在邮电新村小区成立爱心社,老人们成了志愿者,更是把宣传遗体捐献当成了晚年的事业,他们举着小红旗和爱心社的牌子,走到周边景区,向路人普及捐献知识。
“人家听说我们是宣传捐遗体的,都说佩服佩服,然后扭头就跑。要么就说人死了,魂还在,怎么能让人动刀。”
每次听到路人的说法,朱秀芳只是不在意地笑笑,她从未怀疑自己的决定,她坚信自己和丈夫的捐献是有用的,“活着能做事,死了能做贡献才是好样的。”
外界的不解让老人们更加明白,打破旧观念,普及遗体捐献知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人不懂这是件好事,不普及捐献知识,就不会有人理解我们。”
七年间,经过老人们不断地宣传、科普,小区里又有二十位老人将遗体捐献的“接力棒”传了下去。其中有8对夫妻,年纪最大的已经93岁。
人们捐献的初衷各不相同,苗贝是小区里第14位捐献者,确诊肠癌后,在医院治疗期间的几度生死徘徊,让她和朱秀芳有了相同的想法,“捐出去吧,让医生研究研究这个病,以后的人就少遭点罪。”
余国琴是小区里的第31位捐献者,儿时的一场意外使她腿上落下了残疾,她总是遗憾,“就因为这条腿,这辈子也没什么成就”,决定捐献那天,她才感觉,自己和正常人也没什么两样,“或许我还更伟大一点呢。”
对老人来说,死亡并不是一个需要回避的话题,签完捐献申请后,余国琴总在家里和老伴说,“将来我走了,是为医学做贡献去了,等你走了,骨灰就孤零零地埋在地下吧。”
自豪感逐渐驱散了对死亡的恐惧,“老伴刚开始也怕诶,一想到死了以后还要摘器官,都吓得睡不着觉,我一提起这事,他眼睛都紧闭着。可我在家每天说,听得多了,心里那关也就过去了。”几个月后,老伴也紧随着余国琴,成了小区里第32位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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