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表|33张遗体捐献申请表背后：争执、不舍与接力( 三 ) 灭火|货车|洒水车

腿脚也是在那时落下了病根，看着病床上的丈夫一天天失去意识，朱秀芳独自消化着所有情绪，签好的遗体捐献申请表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她只能用“他走了，也算没有白白离开”的话，强撑着自己。
离别来得突然，那天夜里两点，陈清秀在睡梦中离开，朱秀芳通知女儿们来见父亲最后一面，又叫来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中心，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的负责人付杰，等待他将遗体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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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吴荣坤正在和小区里的老人宣传遗体捐献活动。新京报采访人员马延君摄
接力开始了
也是从付杰处，朱秀芳才得知，自己所在的安徽省合肥市邮电新村小区还有几位老人也申请了遗体捐献。
故事是从2000年开始的。那时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吴朗因肺癌辗转医院，偶然听医生说起，医学院用于教学、实验的遗体紧缺，“要是有更多遗体，学生们肯定能学得更好。”
吴朗躺在病床上，把捐献的想法跟妻子说，跟儿女说，跟每一位来探望的老友说。
在遗体捐献概念还未普及的年代，家人们听了这事都又惊又怕，不懂老爷子在想什么，听他解释完，要把遗体送去解剖，更是纠结、难过。
但吴朗心意已决，他拜托老友周凤翼和吴荣坤帮他办妥这件事，怕家人舍不得，又多次强调，“这是我的遗愿，务必帮我完成，最后能做点贡献，这不是很好吗？”
为了完成老友的心愿，周凤翼和吴荣坤没少花心思，四处托人打听，到底哪里能接收遗体。2002年3月12日，吴朗离世，在他的坚持下，妻子马毅兴通过安徽省红十字会，将他的遗体无偿捐献给安徽医科大学。
接到吴朗的捐献时，31岁的付杰还是安徽医科大学的一名解剖学教师，“早些时候没人敢宣传遗体捐献，大家一听这事儿，都觉得吓人，躲还来不及呢，所以当初吴朗想捐，也不知道找谁。”
付杰记得，那些年主动捐献遗体的人寥寥无几，从1960年开始的四十余年间，安徽省红十字会只收到了7例捐献。连续几年，学校的遗体标本入库量都是零，学生上课时，只能围着一位“大体老师”排队学习，而那些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往往在等待中就失去了生的希望。
为数不多的捐献中，还有因家属不同意，闹出风波的情况。付杰曾遇到一位胃癌晚期患者，本人捐献意愿强烈，但家属却不同意，揪着付杰的衣领不放。那些年，每次完成一场捐献，都像是一场战争。
让付杰没想到的是，吴朗去世四年后，他接到了吴荣坤的电话，他也决定捐献遗体。
吴朗走后，遗体捐献的荣誉证书被妻子马毅兴收在柜子里，层层包裹下，红色绒布的外壳已经被摩挲得褪色。吴荣坤说，吴朗去世后，老友们聚在一起，这件事成了绕不开的话题，聊得多了，吴朗的妻子和几位老友都有了将捐献的想法。
这不是一个悲壮的决定，吴荣坤只是怀着一个朴素心思，他记得吴朗曾是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那代人可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活下来的，他都能捐，那我怕啥？”
出生于动荡年代的老人们都曾和死亡擦肩而过。吴荣坤还记得幼时经历的抗日战争，“防空警报一响，人都不知道能往哪躲。”而在朱秀芳的童年，“大饥荒的年代，多少人就在我眼前饿死了。”
直面过生命的易逝，老人们反而更理解延续生命的意义。
2006年，张宝林、吴荣坤、马毅兴先后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但大家都怕邻里忌讳，谁也没敢对外声张。
直到朱秀芳和丈夫捐献遗体的事情传开后，小区里的几位老人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和我们有一样的想法”。他们鼓励朱秀芳，“这是个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