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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火罗语与印欧同源词跟汉语的比较与让人迷惑的语音学特点相比，吐火罗语动词的屈折变化则充分的体现出了印欧语言动词词法的特点，无论是在词干构成还是人称词尾上都是十分明确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动词中动态（mediopassive）构词中r（指该字母所表示的颤音或闪音）的运用，就像在古义大利诸语言（拉丁语为该语族唯一残存的语言，进而这个孑遗者衍生出了一个独立的罗曼语族,编者注）和凯尔特诸语言中那样，比如is heard（被听见，被听说）在吐火罗语中为klyostär-A，klyaustär-B 。另外第三人称複数的过去时也使用-r结尾，这和拉丁语梵语的完成时以及西台语的过去时是类似的 。名词的特点则不太符合它印欧语系的血统（参考文献中未举实例，无法印证，编者），但依然保留了印欧语言传统中的三个数（单数，複数和双数）和至少五个格（主格，宾格，属格，呼格与离格） 。另外有一些印欧语言中所没有的名词变化 。大多数被证实的名词变格主要是作为宾词的后置派生部分而存在的 。在辞彙成份上，得到证实的是，吐火罗语首先受到了伊朗语族语言的影响，之后是梵语（这主要体现在佛教的兴盛而引入的宗教术语） 。相比而言，汉语的影响是较少的，表现在度量衡和年月的表示上 。同时一些古老的印欧语系的辞彙元素得以保留，比如：“火”por-A、puwar-B，希腊语pyr，西台语pa??ur；“狗”ku（-A同-B），希腊语为kyōn；“大地earth”tkam-A、kem-B，西台语tekan，希腊语chthōn；特别是在直系家庭关係的辞彙上，pacar、macar、pracar、ckacar（T.A.；T.B.的区别在第二个元音a被e替代）分别表示了父亲、母亲、兄弟、女儿 。观点争论自从sieg和siegling的研究成果问世以来，使用Tocharian来表示这种语言的恰当性就一直受到质疑 。两人在研究那些在吐鲁番和焉耆一代发现的文字残本的时候，在T.A.中发现了一部佛教戏剧作品，在成功解读后，他们发现该作品和一部已知的佛教戏剧作品内容上的同一性，而后者仅以一种突厥语译本的形式被人们了解的，在这个翻译抄本上指出了原文是一种叫做Twgry（用拉丁字母转写的发音）的语言；于是一个被古希腊人叫做Tócharoi的古代中亚民族（拉丁语中为Tochari，梵语为Tokhāra，汉语为吐火罗人）由于发音上的相似性，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两人为这个新语言命名的依据 。而根据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献记载，这个民族在公元前2世纪生活于阿姆河上游一带，而在此之前是从更东部的地方迁徙来的（参考中国历史，应该是从敦煌一代因受匈奴人压迫而西迁的大月人氏族，该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至今尚不明确，编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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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火罗语残片再来看吐火罗语的使用情形 。在一种语言的名称上面加上A·B这样的符号是很特别的 。吐火罗语的研究历史其实也可以说是有关这种语言的命名问题的争论史，可见这种语言的性质是多幺的複杂，究竟应该用什幺名字来称呼才算恰当？这里暂以A ·B来区别的两种方言之间究竟有什幺关係？而且，这种语言与其他的哪一种语言具有亲缘关係？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像这样未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吐火罗本来指的是阿姆河（流经阿富汗斯坦与西突厥斯坦的边界线）以南、阿富汗斯坦北方的地方，所以吐火罗语就应该是这个地方的语言，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幺想的，可是，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地的人完全不知道有这种语言，当专家们开始研究丝路出土佛典的时候，才发觉里面有未知的语言存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究竟怎样称呼自己的语言？关于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议论纷纷，要把这个命名问题的经过情形详细地说清楚是很困难的事，现在仅把有关吐火罗语的问题，大致上已成定说的结论作一个简单的介绍：(1)用这种语言所写的佛典和文书类大概是六至八世纪左右的东西，出土地限于中国新疆的天山北道的库车一带到敦煌之间 。(2)这种语言与同时代或者更早的近邻的诸语言没有什幺亲缘关係，反而比较接近远处西方的欧洲各地的语言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孤立于东方的印欧语系语言 。(3)这种语言的本来的名称并不清楚，‘吐火罗’这个称呼并不是正确的 。因为，这种语言很明显的与刚才所说的吐火罗地区或者住在那里的吐火罗人没有什幺关係 。所以，照理应该是按出土地，也就是使用这种语言的地方的名字来为这种语言命名的 。(4)被人取错了名字的这种吐火罗语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库车到吐鲁番之间广泛地被使用的B方言，另一种是仅使用于吐鲁番、焉耆一带的A方言 。所以我们按A方言的中心地焉耆的古名阿焉尼来为A方言取名为阿焉尼语，按库车的古名龟兹来为 B方言取名为龟兹语，我想这样是最妥当的 。(5)用A方言（即阿焉尼语）所写的全部都是佛典，没有文书类 。用B方言（即龟兹语）所写的则除了佛典以外，还出土了文书、记录等世俗的东西 。阿焉尼语和龟兹语虽然是具有兄弟关係的两种方言，可是除了在用途上有这样的差别以外，在性质上也不同，龟兹语中残存了比较古的印欧语的形态，文法上也处于未整理的状态，因此我们有下面的推测，阿焉尼语是以龟兹语为基础，为了宗教上的目的（书写佛典），将龟兹语加以整理而形成的 。在之后的年代中，吐火罗人，特别是他们中的统治阶级逐渐开始使用一种伊朗语族的语言作为书面语，然而他们最初使用什幺样的语言仍不明朗 。一座用梵语和T.B.双语镌刻的碑文则直接把梵语的tokharika和T.B.中kucaññe（即“库车”Kychean）联繫到了一起，碑文的其他部分仍然晦涩不明 。因此，Sieg和Siegling把吐火罗两语言及古代的吐火罗人简单的联繫到一起或多或少是有些草率的，但不论如何，Tocharian这个词来表示吐火罗语看起来还是合适的 。当然，某些场合T.A.也被叫做东吐火罗语、吐鲁番语（Turfanian，国内研究者多採用“焉耆语”这个概念），T.B.则相应有西吐火罗语、库车语（Kuchean，国内研究者多用“龟兹语”） 。儘管吐火罗语历史上分布最东的一种印欧语言，并且在辞彙上受到了印度语族和伊朗语族语言的强烈影响，但这种语言在语言学上与西北部的印欧语系语言有更多的一致性，尤其是在与古义大利语族和日耳曼语族的联繫上——更多的共同辞彙和口语表达方式明了这一点 。相对而言，吐火罗语与波罗的－斯拉夫语族和希腊语的相似性要少一些 。关于两种吐火罗语之间的联繫，一种可能性是，在已发现的残本所反映的年代时，T.A.已经是一种由于宗教原因而在佛寺内被保护起来的死语言了；而T.B.在吐火罗语流行区域内，尤其是西部，仍然在被日常生活所使用，那些有关记录经济生活而非经文的文本说明了这一点 。而在东部地区寺院发现的经文手稿中，也混杂有西部吐火罗语，则可能是由于佛教的传播是由西向东的，故而传教者转而引入了西部的吐火罗语手稿 。发展我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期间向济格（E. Sieg）教授学习过吐火罗语 。1946年回国之后，虽然由于资料缺乏，中断了三十年，但到1975年，由于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批吐火罗文甲种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从1981年又得以重新研究，粉碎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外国”的神话，承担了破译工作，为中国学术界争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