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语( 二 )


吐火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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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火罗语字母2.原词条在描述词形变化时,“间接格”原文应是oblique,在这里合适的译法应是“宾格”;同样,比“所有格”更恰当的术语应该是“属格”;另外语态的“中间态”应为“中动态”mediopassive,以区别完全的被动态 。同时,继编者认为,原始词条中所说的“依格”、“从格”可能对应于更通用的术语概念“与格”、“离格”,但因未见原文依据不足,仅为猜测 。吐火罗语(Tocharian或者Tokharian),或者也是个单一语言构成的印欧语系下的语族,作为一个已经消亡的古老语言,在公元后第一个千纪的后半期(其中,已发现的由吐火罗文书写的文献集中于公元6~8世纪)流行于塔里木河流域(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南部) 。该语言以被证实的有两种方言:东部的吐火罗语A,流行于吐鲁番盆地和孔雀河中下游;西部的吐火罗语B,则在库车绿洲及其周边(和A有部分重叠)被广泛使用 。对汉语的影响汉语“蜜”字来自焉耆语 “myat”、龟兹语 “mit” 。
汉语“沙门”来自龟兹语 “sanane”
汉语“沙弥”来自龟兹语 “sanmir”
汉语“佛”最早来自龟兹语“pud”(季羡林)
汉语“狮子”来自焉耆语 sacake
汉语“崑仑”来自焉耆语 klyom,龟兹语 klyomo
汉语“翕候”来自焉耆语 yapoy,龟兹语 ype (土地)
吐火罗语和印欧语系的关係1984年英国学者D.Q.Adams 发表《吐火罗语与其他印欧语的关係》,用统计学方法推断吐火罗语最接近日耳曼语族,其次为希腊语族、印度语族、斯拉夫语族、拉丁语族 。H.W.Bailey 认为月氏-吐火罗人说伊朗语族语言,认为焉耆龟兹语是伪吐火罗语 。发现第一份吐火罗文书写的手稿是在公元1890年被发现的 。1890年英国军官鲍威尔(Bower)在库车发现古代桦树皮写本 。在之后的近二十年中,大量的吐火罗文文献被西方探险队发现,紧接着被带出了曾经中国西北这片诞生、养育并最后埋葬了它的乾旱盆地 。最重要的发掘是由一支普鲁士探险队(1903~04,1906~07,吐鲁番盆地及周边)和一支法国探险队(1906~09,库车绿洲及周边)完成的,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发现大批健驮逻语、安息语、古波斯语、粟特语、和田塞语古写本残卷,还发现一批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不为人知的语言的残卷;1907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新疆库车西北16公里处的卡伦峡谷和敦煌两地发现婆罗米木简,带回巴黎 。最终使得大多数现有的吐火罗文卷本被保存在柏林和巴黎 。另外,也有部分文本可以在伦敦、加尔各答、圣彼得堡和日本的一些地方被找到,这归功于英印联合探险队以及来自俄罗斯和日本的探险队的参与 。
吐火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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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火罗语残卷运到德国之后,德国学者那是还不能读通这些文字,但已经意识到这些残卷的重要性 。柏林大学组织了许多年轻的语言学家主要是梵文学家来进行研究,济格(E. Sieg)教授便是其中之一 。面对这天书一般的文字,许多人望而却步了 。只有济格(E. Sieg)、济格林(W. Siegling)教授两人决心合作来读通这种语言 。济格(E. Sieg)、济格林(W. Siegling)的合作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终于把这些天书读通,并定名为吐火罗语 。在共同研究期间,他们合作发表了许多震惊学术界的着作和论文 。合作之初,工作更是艰难 。济格林(W. Siegling)住在柏林,是在普鲁士科学院工作,而济格(E. Sieg)则在哥廷根大学 。两人不断要有通信联繫,有时碰到解决不了的疑难,或者是意见不一致之处,济格(E. Sieg)还得从哥廷根到柏林,与济格林(W. Siegling)商讨 。后来,又取得了比较语言学家W.舒尔兹的帮助,三人合作着称吐火罗语语法,成为这一新发现的语言学的经典之作 。吐火罗文是用一种发源于北印度的音节字母书写的,这种被称之为婆罗米字母(Brāhmī)的系统在当地(指公元6~8世纪的塔里木河流域)和同时代的其他地方也被用来抄写梵语的卷本 。对它的语法结构以及解读上第一次重大的突破是由两位德国学者Emil Sieg及Wilham Siegling于1908年完成的,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了吐火罗语似乎是以两种语言或说方言的形式存在的,并开始用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吐火罗A(以下简称T.A.或-A)和吐火罗B(以下简称T.B.或-B)来区分两者 。保留在德国的抄本残卷包含了两种方言,而其他地方保存的则只是由T.B.书写的 。最终一个德语词Tocharisch被借用来描述这个新发现的古代印欧语言,并导致了之后一系列关于命名上的争论(见后文Tocharian的争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吐火罗语Tocharian”这个概念正渐渐被人们所接受 。文学吐火罗文的文献着作大多是以佛教内容为主题的,包括了大量的《本生经》转写译本和新编本、佛法譬喻以及阐释佛教思想、教诲和戒律的着作 。在T.B.文本中也包含了一些商业贸易活动的记录,像是寺院经营档案、商旅通关档案、医学和巫术的报告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用吐火罗文书写的文本为研究中亚古代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语言特徵吐火罗语构成了印欧语系当中一个独立的分支,和临近的其他印欧语系语言(印度语族和伊朗语族)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进一步的研究则说明,吐火罗语更接近于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所谓的centum形式),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吐火罗语中的“一百”拼做känt-A、kante-B,相比较拉丁语的centum,它们的词首辅音都是/k/而不像梵语(印和伊语族代表语言之一)是中?atám的/s/ 。其他的例子还有“听”klyos-A,klyaus-B,拉丁clueo,梵?ru;“谁”kus-A,kuse-B ,拉丁qui、quod,梵kas 。在音韵特点上,吐火罗语与大多数的印欧语系语言都大相逕庭,这突出的表现在几乎所有的印欧语言的辅音系统都是成对出现的,即同样的发音方法和部位上存在清音和浊音的对立(某些语言还存在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而吐火罗语中却出现了一些音的缺失,比如与p,t,k相对的三个浊音就没有在语音系统中出现 。这个特点在印欧语系中仅仅在一些安那托利亚语族语言(Anatolian,该语词借自今土耳其同名高原)中出现,比如西台语(Hettite;由于该语族早在公元前一千纪中就可能已经消亡,所以大多数专家并不认为吐火罗语和安那托里亚语族因此有必然的亲缘关係,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