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这场王朝大耻辱买单?为啥要怪罪于太监?( 二 )


朱祈镇即位时年仅九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五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 。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 。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祈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祈镇讲学,朱祈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 。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祈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祈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 。”
但“贤良”的王振私下里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 。张太皇太后闻讯后,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 。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祈镇以及五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祈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祈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终心软,绕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 。经此一吓,此后今年,王振分外收敛 。
而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做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 。并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并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 。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三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 。
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政府开支”就此分开 。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 。
同时也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 。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 。
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拾得一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也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是王振很“奉公守法” 。从此也渐有好感 。
真正导致王振在张太皇太后心中“形象转变”的,是正统四年(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却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 。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 。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 。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 。
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 。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