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李鸿章与日本使团的激烈交锋始末 _使团

年(同治十年)7月，正当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时节，日本重派的来使到达天津，他们与中国修约的焦急心情，恐怕一点不亚于天气的酷热。这次是以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和同为外务权大臣的津田真道为副使，另有随员多人。清朝方面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就是乘双方进行礼节性互访尚未正式开议的短暂间隙，李鸿章和应宝时、陈钦等人抓紧时间暗中进行议前的紧急磋商，并最后完成上面提到的中方约稿“定本”的。
7月29日(六月十二日)，双方代表在天津的山西会馆会晤，相互阅看授权文书。李鸿章特别强调不依“西约”(指西方列强胁迫中国和日本签过的不平等条约)的原则，他说：中日两国为同文之国，所有会议各事，不可以蹈袭西约旧样，以免为人笑话浅陋，即便有的事情不能不载入约款，“亦须采其意而易其名，庶不拾西人牙慧”{1} 。表面上看，李鸿章似乎特别注重条约形式，而实际上，深意在于借脱离“西约”程式而求避免内容上的牵混，与“西约”划清界线。
三天之后，日方提交他们拟出的议约草案。它一脱前次柳原前光所提供的拟稿，另起炉灶，更不外杂取“西约”中的有关内容拼盘而成。针对这一情况，第二天中方即向日方提交《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之稿，作为对日方所提约稿的否决，并明确相告：昨阅你们提交的约稿，全系抄照于西人之约书，与我政府之希望甚为相反，贵国与我一海相隔，今后互相往来，情谊原为唇齿之邦，此与西洋各国有来无往不同，故决不能蹈西人约书成例!而日本方面于此也不让步，“必欲照西约成例，隐有挟制之意” 。李鸿章密嘱应宝时和陈钦给日方复函，要“词意略加峻厉，使知我有定见，不为浮议所摇”② 。中方的函件中，除了重申前持原则外，还以日本两次拟稿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指责它这是“未定交，先失信”的表现，说若是这样，干脆仍照去年总理衙门的初议，“照旧通商和好，毋庸立约”算了。这下日本方面真有些紧张了，生怕真的双方决裂，订约不成，不仅有辱使命，且为西人嘲笑，只好表示原则上同意以中方议约草案为基础，但又要求“对条约文体加以变动”，“在条理上”要“无碍于泰西共同事例” 。显然，这是使出的阳奉阴违、存名去实的伎俩。
李鸿章
此后数日，双方各自商讨对策，直到7月初，才再行接触。日方提出修正案，在《通商章程》中添加片面最惠国待遇一款。这自然是非常要紧的一招。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中，这种条款规定，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益时，亦准该与中国缔约国“一体均沾” 。这样，与中国缔约的列强各国中，只要其中一国取得侵华的新权益，便可互相援引，使中国受群狼争噬之害。日本这时也蓄谋于此，要为日后分享列强侵华利益制造条约根据。此后几天里，双方频繁会晤，为此激烈争议。李鸿章深知如果允准此条，日本“则援照西约事例，可以入我内地，处处贸迁，我不能与之争，而彼得获其实矣” 。日本副使柳原前光，读过许多中国书籍，也十分熟悉“中西和约利弊曲折”，他态度坚决地主张此条。李鸿章和应宝时、陈钦则毫不退步地驳辩力争，简直弄到舌敝唇焦的地步。日方不惜耍起了无赖，说他们国家“历来称谓办法不能改易”，“意颇翘然自负” 。李鸿章则声色俱厉，说你们若是这样一味坚持，议约之事只好作罢。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才“俯首允遵”{1} 。拒绝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应该说中方议约当中把握住了最关键环节。
日方见“一体均沾”的条款不能纳入约中，又采取迂回战术，想通过改变不准其入中国内地通商的条款，获取类似西方列强在华所享的商务等方面特权。李鸿章仍然不依，反问对方：现在约定日本在规定的口岸与中国通商，相应华人也不到日本内地贸易，怎么日本能到中国内地?两国从同，这不是很公允的吗?日方代表又无话可说了。李鸿章恐怕日后日本又要反复，遂于限制不许内地通商的相关条款(《通商章程》第十四、十五款)之后，特别添加上“系因两国各有指定口岸，故须明定限制”等语。就此，李鸿章在向清廷的奏报中这样陈说：“此条为洋人必争之利，而实我内地受病之源”，“今安得又听日本无端阑入耶”!“其人贫而多贪，诈而鲜信，其国与中土相近，往还便捷。其形貌文字，系与华同，以此攫取我内地之利，浸移我内地之民，操术愈工，滋害必愈甚，更非西洋比也。臣故知此次议约，以杜绝内地通商为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