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李鸿章与日本使团的激烈交锋始末( 二 ) _使团

总之，在议约过程中，李鸿章可谓高度警惕，处处设防，特别抓住了关键环节，坚持原则，又能相机行事，立意和举措上均较得当，有效地遏制了对方的觊觎，使条约是以中方提出的拟稿为蓝本，基本原则和主旨未加变易，修改之处主要是对某些文字表述方面的斟酌和推敲，以及因情事变化所必然要作的相应改动。
9月13日(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和伊达宗城分别代表清朝和日本政府，在中日《修好条规》上签字，同时签订了《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两约相辅相成，基本上贯彻了对等的原则。《中日修好条规》作为双边关系条约，共十八条。主要规定，两国“倍敦和谊”，对对方“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谋干预”;两国可互派“秉权大臣”(即今所谓“全权大使”)驻扎对方京师;两国“职掌相等”的官员“会晤文移均用平行之礼”;在双方通商各口，互设“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等。《通商章程》作为商务专章，共三十三款(另附海关税则)，也一别于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商务约章，明确规定了双方各开的通商各口之具体处所(中国十五处，日本八处);本着两国人在对方通商口岸具有对等活动权限的原则，规定了相关具体事宜;附列了两国的海关税则。
像这次签订的基本平等的条约，在中国近代所签的国际条约中是少有的。这可以说是“不仿西约成东约” 。能有此成局，当然首先是限于日本当时羽翼尚不丰满、对华外交亦初行尝试的特定条件，但也离不开中方操局者李鸿章的主观能动因素。
也许有人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条约的文本如何，在外交实践上，还是中国要吃亏的。即使事实真的如此，也当看做是有分别的两码事。条约文本毕竟是反映议约谈判得失的直接结果，是体现当事人特定客观条件下外交见识水平和操控能力的重要证物。何况，条约文本内容上的平等与否，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纸面上的东西，其实际约束力是不可小觑的。要不，日本何以风风火火地找上门来与中国议约?而在原抱企图没有实现、所签条约没有赋予日本在华能享明显特权的情况下，它又很快要求改约?至于它要求改约的具体情况和结局，就是下面接着要陈述的。
对“不仿西约成东约”的结果，日本方面当然不会满意，也不会甘心。再就是，因为《修好条规》第二条规定，“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帮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1} 。西方列强借端要挟，说日本与中国缔结攻守盟约，这给了日本一个悔约的借口。所以，在签约不久，它便又搅起了一场改约风波。对于日本来说，这似乎是一箭双雕的事情：改约既可望攫取侵华权益，又会释西方列强之疑而讨好于它。而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于操办对日交涉的李鸿章辈来说，不免是又面临着一场新的麻烦。
1872年(同治十一年)5月上旬，以柳原前光为首的日本使团，又来到了李鸿章坐镇的天津，迫不及待地要求李鸿章接谈改约。事先，日方就相关事宜曾知照过清政府，故李鸿章有所准备。日使来到后，他先是以事务繁忙为托词，故意拖延与他们的直接接触，而让陈钦等人先行与之接触，意在窥其实底，好相机行事，力争主动。
迟至日使到来的9天之后，也就是在5月15日这一天，李鸿章才安排与日使见面。会见时，柳原前光等呈递照会，又说明要求改约大旨。李鸿章先发制人，疾言厉色地诘责“约已议定，何可遽改”，说原约章程内，一再声明彼此一体信守，“交邻所重者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你们日本“不应蹈此不韪，遗笑西人”，并掷还其照会。日使则说，你所言极是正理，我们自己也感到惶愧，只是完不成使命回国无法销差，所以乞请将照会暂存。这显然是要以柔克刚的手法来继续争取。李鸿章还是坚决不允，日使只好说容下面与陈钦他们再行商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