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彧兼论曹操与东汉大族的关系 _大族

东汉末年，群雄纷起，逐鹿中原，最终获胜的却是被称为“赘阉遗丑”的曹操，这在世家大族操纵政局的历史背景下，多少有些令人费解。这除了曹操自身非凡的才能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他招揽了一批大族名士，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荀彧。作为一流的谋臣策士，荀彧屡呈妙计，出奇制胜;作为大族名士的代表，他居中协调，疏通曹操与大族名士的关系，稳定政局。因此，考察荀彧的行迹，评论其得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了解曹操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曹操与东汉大族的关系，纠正一些传统看法的偏失。《孟子·万章》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本文评论荀彧，以知人论世为宗旨，不做简单之价值评判，抑或有所可取焉。

兖州之役：“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荀彧(163-213)字文若，颍川颍阴人，其家世代冠族，祖父淑有高行， “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1] 。东汉之世，大族名士操纵社会舆论，家资、门第对士人的前途影响甚大。荀彧有这样的家资作为凭借，其未来仕途当然会一帆风顺，《三国志》本传上载，南阳何颙顺便称其为“王佐才也” 。中平六年(189) ，彧举孝廉，拜守宫令，再迁亢父令。但就在此时，洛阳政局发生了变化，先是袁绍诛灭宦官，不久董卓挺兵洛阳，以至引发了关东地区的武力反抗。其时冀州牧韩馥是颍川人，荀彧携宗族往依之，但待其至河北，袁绍已夺取韩馥之位，绍为汝南人，也信重河南乡里， “待彧以上宾之礼，彧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2] 。董卓西迁后，关东豪杰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以至争城夺地， “以还相吞灭”[3] 。在这种纷扰混乱的局面中，广大士人无不反复思量，进行着关乎未来命运的选择。在诸多军阀中，袁绍声名最著、实力最强，而曹操势单力薄，还没有形成自己稳固的基地。我们知道，曹操早年军事势力的发展一波三折，很不顺利，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他出身阉宦家庭，缺乏社会基础，故其内心颇觉自卑， [4]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直言不讳地说“本志有限” ，又“常自损” ，反董卓之乱时，初次募兵仅得五千，第二次募兵扬州，险些丧生，仅得三四千人。董卓西迁后，操为奋武将军、东郡太守，尚须仰仗袁绍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荀彧却由袁绍幕下转投曹操，这确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
荀彧“明有意数” ，他做出这一选择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会下定决心，而绝非一时冲动。仔细分析起来，有如下二点原因：一是苟彧“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佑之义”[5] ，但袁绍却不以汉廷为意，多有僭逆之举，曹操对袁绍等人在反董卓时拥众十余万， “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深表不满，屡“责囔之” ， [6]并以五千之兵出击荥阳，险些丧生，从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二是就个人才能而言，荀彧以曹操“有雄略” ，而袁绍不善任人， “终不能定大业” 。[7]正是这两点因素，决定了荀彧的取舍。曹操得荀彧，欣喜之极，说：“吾之子房也” 。此后，从初平二年(191)至建安十七年(213)的20余年间，荀彧一直是曹操的首席谋臣，在他的辅助下，曹操逐渐走上了统一北方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