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东林党争是隐没的明亡真相( 四 ) _东林党

所以在开明专制的历史时期，我们能看到许多平民百姓、布衣寒族通过“开科取士”而一跃成为当朝宰辅的。比较典型的是李世民时期册封的“十八学士” 。(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设文学馆，邀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太学博士陆德明及孔颖达、王府记室参军事虞世南和姚思廉、蔡允恭、颜相时、于志宁、许敬宗、苏世长、李玄道、薛元敬、薛收、李守素、盖文达、褚亮、苏勗共十八人常讨论政事、典籍，当时称之为“十八学士” 。)
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对科举制度作了如下评价：“就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法最能调和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做官的机会，但只有那些适合做官的人才有机会做官。事实上，这个方法实施一千多年来，给中国带来许多好处。”
但是现在“人人皆有平等做官的机会”被东林党剥夺了，你不是东林党或者你不认同东林党的宗旨，你就不能做官。为什么非要认同东林党的宗旨?!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因为东林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所以其执政理念也就得天独厚的长期带有“先进性” 。
强弱有定数，逆顺有大体。苟非其人，虽强亦弱，苟安其人，虽弱亦强。千古盛衰，皆有来由。任何一个执政团体，上台之初，常常对百姓宣化政教，大言不惭的说团体具备自己所鼓吹的“先进性” 。然而这种‘先进性’说穿了，并非因为统治集团内部有什么神秘的理论武器，而是开基立业之前两代人，往往知道民间疾苦，勤心庶民之政，方使“廉耻道消”、“四民迁业”、“毁誉乱真”、“贤者藏匿”、“直言蔑闻”、“上下相循”五大乱象消灭于萌芽之中，仅此而已。至于承平之日久，事主之心日骄，哪里还记得什么“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之类的大道理?所以说，如果没有有效的体制约束，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先进性”都不会长过二三十年。
东林党人愚蠢的以为自家的“先进性”可以长生不老，无怪乎犹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代价五：在用人上强化“君子与小人、圣人与禽兽”之论，在政治上强调“不为同道，便为仇敌” 。其大患不仅为害当时，更流毒后世，令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下层劳动人民长期陷于“两末之议” 。晚明东林党人作为传统社会的士大夫群体，他们的知识系统和思维方式深受先秦以来儒家文化承载的熏陶和制约，在认知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绝对化倾向。我们这里断言的“绝对化思维倾向”可以说是儒家文化与生俱来的一个思维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则主要肇源于先秦儒家的人性讨论。简言之，当年孔子声称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宣告“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时候，就已经将人性简单地划分为两极，显露出在认识上将人性善恶绝对化之端倪。
东林党人提倡“圣人治国，君子入仕”，摒斥法家的“抱法处势” 。然而大部分人既非君子与圣人，也非小人和禽兽，而处在这两者之间。此举无异于自绝于人民。事实上，韩非子在《难势第四十》中早就指出，不能简单地用两个对立的概念来论证事理，因为代表禽兽的桀纣、代表小人的费、尤和代表圣人的尧舜、代表君子的伊尹、仲虺都是历史上两种极端的状态，是很少出现的，如果要等待尧、舜这样的贤人来治理当代的民众，就好比一个一百天不吃饭的人非要等待大鱼大肉一样，非饿死不可;针对论者“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善于驾车的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的比喻，韩非子反驳说，就如同等待善于游泳的越国人来救中原地区落水的人，越人固然善于游泳，但落水的人并不能得救。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当今的车马，也好比等越人来救落水者的说法一样，显然也是行不通的。良马坚车，加上五十里设一个驿站，让中等车夫来驾驭，要想跑得快走得远是可以办到的，一千里路程一天就能到达，何必等待古代的王良呢?况且驾车，要是不用王良，就一定要让奴仆们把事办糟。治理国家，要是不用尧、舜，就一定要让桀、纣把国家搞乱。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这些都是堆砌言辞，违背常理，趋于极端化的理论，怎能用来责难那种合乎道理的言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