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东林党争是隐没的明亡真相( 二 ) _东林党

一朝天子一朝臣，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失势之后，百姓便满心希望的把未来寄托于当初宦官们杀而未绝、元气渐复的东林党身上。因为早在万历年间，顾宪成、李三才、钱谦益、高攀龙、史孟麟等党魁，就向基层百姓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画了这样一个大蛋糕：1.我们主张宽赋于民，减轻剥削，以避免“驱民为资” 。2.坚决反对矿税的残酷掠夺，要求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3.主张开放言论，澄清吏治，唯才是举，反对宦官干政，希望稳定社会秩序。
这曾一度令我们的百姓仿佛看到了奔向“大同社会”的革命纲领，虽然历时已久，其间多位大贤已然故去，其主张却焉能忘怀?!我们知道“群书治要”里有一句话，叫：“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一个人的言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用技巧来修饰言语;如果是依行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尽力充实内在的德行。巧饰言语毫无用处，尽力完善德行必将会有所成就。对于个人也好、党派也好，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这点是长期经帝王之术洗脑的中国老百姓所欠缺的。为此，他们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代价一：宽赋于民变成了宽赋于商，部分农民易子相食。东林党作为中小地主阶层知识分子松散的政治联盟，乍一上台，就废除了工商税，可对农业税却是丝毫未减，反而有所暴增。据《明史-食货》载，东林党人得势时期，政府田赋占新饷(新饷亦称辽饷，明朝后期加派的税赋名)的比重约95%，(换句话说，亦即是盐税、关税和杂项所缴之赋不足百分之五)远远高于阉党执政时期的63%和82% 。每临前方战事吃紧，亡国之祸在即，皇帝要下令增加工商税时，东林党人必以“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为借口，不向富商巨贾拿钱，反向广大百姓摊派。把明末清初的《西台漫记》、《广东通志初稿》与《陕西志》一相对比，就一目了然了，山主矿主都富得流油(记曰：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餮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税赋却没有丝毫增加，陕西“八年皆大旱不雨”，朝廷还摊派不断。有的老百姓实在交不上钱了，就干脆被东林党人指为“汉奸”，被罚充军戍边。理由是国家正在对满清作战，这个节骨眼上拿不出钱来等于间接助敌。
代价二：言论自由的主张成了当权派垄断话语权的王牌。明朝末年，有个叫张世则的官员，他为官清正，嫉恶如仇，曾弹劾陕西巡抚贪赃枉法，大快人心。后又弹劾吏部尚书卖官鬻爵，皇帝以挟私议贬，为权贵们所抑10年。在四川做官时，他施恩予泽，取信于白草诸番，一些少数民族纷纷自愿献地捐款，加入石泉县版籍为民。此外，他还富有文才，除公务外，便以著述为事。主要著作有《貂铛史鉴》和《大学初义》。张世则一生仕途不顺，因此对跻身宦达之事也就希望渐消，唯一所愿，不过是《大学初义》能够付梓刊行。然而最终这本书却没能得以出版，差点成了孤本残籍。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是这本书里涉及色情、暴力、恐怖、穿越与及抨击时弊的内容了吗?都没有。是彻彻底底的正能量!归根结底，不过是其学术见解与东林党首脑人物高攀龙相左而已。原来东林党所谓的言论自由，仅仅是指自己可以畅所欲言。草根屁民的见解与我不合，便是间接妨碍了我的言论自由，我就要让你噤若寒蝉。这就是他们的“强盗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