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的北方茶叶之路：将茶叶远销契丹和西域 _茶叶

唐末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开创者钱镠(852—932)，杭州临安人，建都杭州，占地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其范围包括今天浙江省11个市，以及江苏省的扬州、苏州，还有福建省的福州。历三代五王，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其基本国策：经济上鼓励农耕，兴修水利，筑捍海塘，治理湖浦，奠定了浙江粮仓——杭嘉湖平原的坚实基础，江南一带农商经济由此有较大发展。“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苏轼：《表忠观记》。政治上采取“善事中国”的保境安民政策，维护两浙安宁，“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苏轼：《表忠观记》。。悠悠千古，独此一家!故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钱镠善事中原的国策给予高度评介：“钱镠所立家训，乃至临终遗嘱，念念不忘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大事之礼。”自北宋至清，历代政权均一致肯定钱镠的历史贡献。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欧阳修《有美堂记》对钱镠的评价很有代表性：“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吴越国对于茶叶之路的开辟至关重要。最突出的是，它和北部大草原的契丹蒙古人的商业往来，促成了洲际的交流系统——吴越国首先开辟亚欧茶叶之路。
一、以茶贡奉善事中原
吴越国首开北方茶叶之路|茶，为“南方之嘉木” 。吴越地区一向产茶，唐时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就说，浙西之茶“以湖州上，常州次” 。至五代时，吴越产茶区迅速扩大，湖州、杭州、睦州、苏州、越州、明州、婺州、台州等八州均有相当产量。名茶有长兴县顾渚山的紫笋茶，天目山与杭州天竺、灵隐的绿茶，睦州鸠坑的团茶，越州余姚县瀑布岭出产的仙茗茶，婺州的东白茶等。唐时，苏州的茶叶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都比不上湖州与常州的茶叶;而在五代吴越时期，苏州茶的品质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太湖洞庭山的茶叶也成了贡品。
杭州是吴越国都，盛产茶。淳安、临安等地在五代时所产的大方茶已为名茶，成为进奉中原政府的贡品。《旧五代史·梁史》卷六：乾化元年(911)十二月，“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 。可见大方茶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形成规模生产，而且产量相当可观。此外，《吴越史事编年》《十国春秋》记录吴越国对北方中原政府的贡茶情况，证实当时吴越国的茶事状况：吴越宝正三年(928)八月，吴越王钱镠派袁韬向后唐进贡白银5000两、茶2.7万斤。吴越宝正四年(929)八月，钱镠进茶2.7万斤。天福二年(937)，钱元瓘进贡后晋茶器，又进茶5万斤。天福三年(938)十月，钱元瓘进谢后晋，贡品包括大茶、脑源茶2.4万斤。天福七年(942)，进贡茶2.5万斤。开运三年(946)十月，钱弘佐向后晋进贡脑源茶3.4万斤。乾祐三年(950)十一月，钱弘俶向后晋进贡茶3.5万斤。开宝九年(976)，钱弘俶进贺银织、乳香、吴绫、绵、钱茶、犀象、香药皆亿万计。这样不间断地进贡，在整个吴越国时期未曾中断，而每次动辄数万斤的贡茶运往北方，可测算当时吴越国茶叶生产量的庞大。
《册府元龟》卷四八四《经费》载：五代十国(907—960)时，南北茶叶贸易持续不断。吴越王钱镠多次向华北政权进贡茶叶，并“差使押茶货往青州(今山东境内)，回变供军布衫段送纳” 。这是吴越官方以茶叶换取军需布衫的变相贸易。
五代吴越积极发展茶叶生产，特别是在低丘缓坡地大量种植，茶叶产量逐年提高，制作也日渐考究，除了大量生产用于与北方贸易的茶叶外，还研制了精制的脑源茶，主要用于向中原政府贡奉。“贡茶”的生产，反过来大大促进了茶叶研制，许多“名茶”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五代吴越仅先后向中原政府贡奉的茶叶就达60余万斤，而用于与北方贸易的茶叶，数量自然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