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的北方茶叶之路：将茶叶远销契丹和西域( 三 ) _茶叶

三、北方茶路功利千秋
吴越国与契丹商品贸易主要有如下特点。
首先，南北方的贸易从唐代的以粮食、绢布为大宗贸易商品转变为以茶马为大宗贸易商品,即北方主要向南方输出羊马等畜产品,而南方主要向北方输出茶叶。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五代十国时期茶产地与茶产量均比唐代有了较大幅度的拓展与提高,饮茶风习普及，促使茶叶消费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吴越国的北方茶叶之路：将茶叶远销契丹和西域】杜文玉、周加胜《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特点及其局限性》对此历史时期的茶叶经济情况梳理得非常清晰：以茶产地为例，唐代产茶州为43个，而五代十国时期已经增加到61个州府。北宋统一全国后茶叶总数为6085万斤，大体相当于宋初全国的茶叶总产量。由于此时北宋建国不久，故这些数据实际上反映的是五代十国时期茶叶生产发展的情况。再根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的宋初各地茶叶官价，可以推算出宋初每年茶叶总价约为1600余万贯，比唐代增加了一倍。当然这种推算只能得出一个大略的参考数据,并不十分精确。
早在唐代，一些民族就已流行饮茶,只是多限于社会上层,故所需茶货数额有限。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饮茶风习逐渐由上层向全社会普及,遂使所需茶货数额有了较大的增长。
其次,对外贸易商品的变化。在五代十国时期，海外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珍宝、药材、象牙等质轻价重的商品,这一点与唐代相比并无大的变化,所不同的是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输入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对外输出的商品种类,除了传统的丝绸外,茶叶、陶瓷以及铜铁制品等都成了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如湖州所产的团饼茶,据宋《膳夫经》手录：“自潇湘而达于五岭,皆仰给焉，虽远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及广西南部的一部分土地)之人,亦常食之。”说明中国茶叶已输出到东南亚一带。通过温州、泉州、杭州等港输出到朝鲜、日本的茶叶也为数不少。
吴越国首开北方茶叶之路的意义重大。虽然唐时中国茶叶已传至日本等国，但仅是作为礼品赠送，或输出茶籽，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贸易。而吴越国是中国南部第一个和契丹建立正式贸易关系的独立国家，茶叶对双方的外交关系起着直接作用。正是由于吴越和契丹之间频繁而又规模巨大的茶叶贸易，双方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进步，也为后来的中国茶叶往北走向蒙古和俄罗斯，为开辟亚欧茶叶之路，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10世纪时，俄罗斯尚处于基辅罗斯(862—1240)时期。这个时期，操蒙古语的契丹人首先把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契丹人是突厥—蒙古草原上茶叶贸易的关键人物。至17世纪，中俄之间展开了频繁的茶叶贸易，史称“草原茶叶之路”，始于福建武夷山，止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线路为：武夷山、铅山、九江、崇阳、咸宁、汉口、樊城、社旗、洛阳、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杀虎口、呼和浩特，经蒙古至俄罗斯的恰克图，往西至伊尔库茨克、乌拉尔、秋明、莫斯科、圣彼得堡。正是吴越国和契丹，为今之中国往北、往西的“一带一路”首开先声。
契丹人不仅对吴越贸易有兴趣，而且想从吴越那里得到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商品。吴越国则对和契丹王国及朝鲜贸易都有兴趣。于是两国间的贸易协定把南北的经济体系联结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吴越国与契丹之间的茶叶商贸发展，直接沟通了契丹文明与吴越文明，吴越的先进文化促进了北方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当13世纪马可·波罗到达杭州的时候，他宣称：杭州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为精致和高贵的城市，而这些都应归于茶叶贸易等给杭州带来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