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派20万大军北伐:被辽朝孤儿寡母击溃( 八 ) _北伐

对此，有人却不加分析地断言是太宗“推卸责任而委过于人，以掩饰自己的指挥无能。”或者说“宋太宗的这个作战设想，是一厢情愿的” 。也有人具体批评这一战略意图正是决定这次战役失败的'关键性原因” 。认为应该“将战略重点由燕京地区转移到山西战场，以夺取山后诸地，从战略上孤立燕京。”具体实施方法由“曹彬、米信率偏师由东线发动攻势”，“将辽军主力吸引于幽州战场不敢远去” 。宋军主力则集中从中、西线进攻。如果辽军主力调往迎战，宋军“然后以精兵强将从东线出动，在强有力的后勤供应保证下，实施战术偷袭，猛扑燕京，力求一举克之” 。这一替古人借著代筹的设想表面上虽然言之成理，但操作起来却更为困难，因为这种假设的前提很难成立。西路军按王铣所谓有'数万精兵”，人数最少的中路军大约也不会下数万之众。以此精兵从关山纵横的中、西线迁回攻击，要保证这两路部队的后勤供应，比之平原地区，更为不易。事实上，东线部队在平原上推进后的粮草也难以为继，如果把重兵压到山峦起伏的中、西线，姑且不论能否调动辽军主力，后勤保障显然是无法克服的难题，且更逞论其余。
正因为如此，太宗君臣才实施了以中、西线为辅的战略。而且，如果按引文所构想，中、西战线所占城池还都要留下足够的兵员把守，即所谓“有效地控制之”，所剩余兵力也就非常有限了，以此千里转战后所余疲敝之师，加上东路偏师，根本没法再实现第二步与辽军在幽州地区的最后决战。另一方面，宋军如置偏师于东线，也不仅谈不上有效地“偷袭”幽州，还极有可能遭到辽集中优势兵力、以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在平原上的主动打击，从而被各个击破。所以，比较两种战略构想，太宗君臣所决定的方案，应该说最为合理。曹彬倘不违背原定部署，这段历史或许会出现另外一番景象。
作为主帅的曹彬不得己改变原定战略意图，这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连同宋军在战场上所暴露的种种问题，揭示了造成失败的更深的原因，在于太宗几近病态的忌疑心理产生的恶果。以及自太祖初年主要为防范武人叛乱而创设的“更戍法” 。
太宗对武臣的忌疑最重，即以对曹彬为例，太平兴国八年，只因为镇州驻泊都监弥德超的潜言，谓“枢密使曹彬秉政岁久，能得士众心”，及假造边疆戍卒所说“月头钱曹公所致”等语，不经调查，也不听他人的解释，迫不及待地罢黝了曹彬的枢密使。数月后，弥德超因他事获罪而使真相大白，他造谣诬蔑曹彬的动机原来是想取代其职位。太宗尽管已确认曹彬无罪，但也没有让他官复原职。作为掌管兵政的枢密使曹彬来说，能得将士之心，按理并非罪过，但在太宗看来，手握重权的武将又能受到将士的拥戴，对皇权将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必然要严加防范。既然如此，曹彬就只好愈加谦谨以避嫌疑。东路军撤回雄州后，作为主帅且又久经沙场的曹彬，本应严厉制止诸将的浮躁举动，但他却为避权而随其大流。正如王夫之所论:“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虽有都部署之名，而知上之任也无固志，弗获已而姑试焉” 。十分深刻地揭示了事情的本质。
“更戍法”这项兵制改革所形成的势态，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 。其弊病是人为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然而，在太祖时期，这项兵制措施，并没有被普遍地贯彻到北方和西北边疆。当时分治边疆的李汉超等十四员大将，不仅“皆久其任”，而且“征榷回图之利悠其所取，晓勇之士听其自募” 。实际的情形仍旧是“兵有常主而将有常用” 。对他们也就是所谓的“宽文法” 。法令的颁布没有损伤到边防军的战斗力，而足以与敌方抗衡。太宗继位后，情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边将的特殊经济政策被明令取消，对更戍法这一条，我们仅从户部郎中张泊对涿州之战的批评中，就可间接窥见太宗并没有象太祖那样灵活处理，而是一刀切。张泊上奏太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