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派20万大军北伐:被辽朝孤儿寡母击溃( 七 ) _北伐

首先，是这次北伐的时机并不成熟。吕中将此视为首要原因:“既平河东之后，三出王师，屡与敌接而不获伺时，一也' 。甚至还绝对地说幽燕在'太宗时未有可取之机耳' 。这个论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错误的情报导致错误的决策，以不知彼而战，一开始已犯兵法之大忌。今之学者也普遍认为这次北伐为轻举妄动，盲目无知。论述已多，故不烦一一征引。但有一点笔者却不敢苟同。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把这一错误决策的责任归之于太宗及贺令图等人。如前所述，这种看法已始于当时。如端拱二年文臣们的奏议中，既归罪于贺令图等人，李至、王禹偎还不约而同地要太宗“追禹汤罪己之旨，下汉武哀痛之诏” 。
当时的文官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样应该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因为在他们看来，事情的最后决定权是皇帝，作战的是武人，而文臣们向皇帝进言都是出于忠君爱国的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不过是提供参考的一种选择，即使战争的结局完全出乎自己最初的预料，都可以轻易地从理论上和心理上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对此，太宗虽然内心并不完全认帐，但出于对全国臣民的安抚，也采纳这一建议，随即发布罪己诏书，承担了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诚然，贺令图等人在情报工作上犯了重大的错误。但满朝文臣也几乎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辽朝，而且没有一人站出来对出兵表示鲜明的反对意见。虽然在“陈谋画策”上，是太宗与枢密使王显、副使张齐贤、王河等人商议制定，而“中书不预闻”，但宰相李昉等人在军事上也从未显示过具有超乎寻常的见解，即便让他们参与筹划，也未必能拿出更好的方案。因此，应该说这一决策的失误，乃是整个朝廷的失误。王夫之对张齐贤从反对到赞成北伐前后态度“反覆”的批评，已侧面透露了他这一反传统的看法，颇具真知灼见。
其次，对辽朝国内政治局势及士气判断的失误并非一定会造成宋战争的失败，二者之间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假使宋军在战略战术上处置得当，即便未能收到预期效果，也不致形成最后全面崩溃的局面。太宗总结失败原因，就认为是将帅违背了最初的战略决策所致。他在亲自写给赵普的诏书中如是说:
“朕昨者兴师选将，止令曹彬等顿于雄、霸，裹粮坐甲，以张军声，侯一两月间，山后平定，潘美、田重进等会兵以进，直抵幽州，共力驱攘，稗契丹之党远遁沙漠，然后控扼险固，恢复旧疆，此朕志也。奈何将帅等不遵成算，各骋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远斗，速取其郡县，更还师以援辎重，往复劳弊，为戎人所袭，此责在主将也” 。
从整个战局发展的情形来看，太宗的话并非没有道理。由于幽州正对雄、霸二州宋东路大军，辽故将幽州作为防御重点，从而把主力部队摆在幽州一带。这也恰在宋的预料之中。宋军分进合击的战略进攻在第一阶段也获得了预期的效果，正是因为有东路军牢牢粘住辽主力，使其不敢过多往西抽调部队，中、西两路军才得到如此顺利的进展，并不断扩大战果。曹彬、米信军如能按既定战略养精蓄锐，持重缓行，完成分进的构想大致是不成问题的。至于第二步合击能否成功，达到夺取幽州的战略目标，则很难作出主观的臆测。但无论如何，一旦分进成功，就避免了如后来这种被辽军各个击破的悲惨结果，即令不能攻占幽州，充其量也不过打个平手。因为，即使中、西路军迭经战斗业已疲劳，但东路军蓄锐待发，攻辅角色正好转换。所以，太宗君臣煞费苦心制定出的这一战略部署，总体上讲还是不错的，可惜东路军打乱了既定战略，从而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失败。吕中把“曹彬违上诏旨”总结为失败的原因之一，应是持平之论，而无偏袒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