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派20万大军北伐:被辽朝孤儿寡母击溃( 四 ) _北伐

据载，太宗“始有意北伐”是在雍熙元年。在此前一年，北宋君臣在一再对辽国的情况作出与事实相反的判断后，北伐的意图就跃跃欲现了。如十一月，高阳关捕得辽军俘虏，“言契丹种族携贰，虑王师致讨，颇临近塞筑城为备。”说明辽朝对宋已在加强防御，处转戒备警惕状态，却对俘虏之言信以为真。又据情报认为“自朝廷增修边备.北人甚惧。”太宗与宰相宋琪就已经讨论到收复幽燕后的计划，设想到那时只需要在古北口、松亭关、野狐门三、五处要害置戍，就可以止绝辽军的南侵。这种美好的设想，自然不止为太宗和宋琪二人所抱有，也是北宋士大夫们梦寐以求的蓝图，并被形诸笔墨。贺令图等人在这一年的相继上言，不过是更坚定了北伐决心。
贺令图等人所依据的事实，证之以辽景宗刚死后的辽国内情形，似也不无吻合。“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这是萧太后对其国内国外形势的忧虑。且不谈其西南边的党项十五部趁机复叛侵边，虽被击破，但潜在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东边的女真族也伺机欲动。辽廷又在统和元年(宋太平兴国八年)二月一日颁布禁令，禁止所在官吏军民不得无故聚众私语及冒禁夜行。从这些迹象看，都说明辽国内的政治危机确实存在。令图等人同时还看到:专政的萧太后“有机略，其下皆察服焉。”也非虚假。此外，他们在报告中还详细提供了萧太后与韩德让特殊关系这一情报，在分析中显然增加了若干想象的成分，错误地从汉文化心态来臆测已造成了辽国内强烈的不满情绪。这是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无知，显然不足为据。但辽国内这种主幼国疑的局面，也确是北宋伐辽的机会。而且，历史上亦屡见在这种局面下发生剧变的先例。问题的关键却在于:时过境迁，辽国内的形势已逐渐发生了若干变化，因此，上述情报实际业已过时。宋廷中并没有人看到这一点而对此提出准确的看法，应该说，太宗和群臣对令图等人的分析深信不疑。
辽国在圣宗即位后，称制的萧太后明达治道，习知军政，她所信任并与参决国事的大臣，如室防、耶律斜较、耶律休哥、韩德让等人，都是识大体、有能力有威望的卓越人才。在他们的辅佐下，同心同德，“整析蠢弊，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朝无异议。”萧太后还及时实行改革，调整民族关系。统和元年七月，就从法律上规定不论辽人或汉人，都完全按照汉法判决，因而使“燕民皆服。”耶律休哥全面负责幽燕事务，“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 。不仅如此，他为了改变连年战争造成燕地人民疲弊的状况，在省赋役，恤孤寡的同时，还一改主动向宋进犯的态势，“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对前来投奔的宋朝犯罪官吏，也主动遣送交还。可惜，这些积极备战的行为，都被北宋君臣错误地认为是对宋“甚俱” 。休哥“战知宋有用兵意”，清楚宋辽间不可避免要再次发生大战，为了进一步地引诱迷惑对方，“还多设间谍，佯言国内空虚，边帅无谋。”其用意十分明显: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则以逸待劳，引诱宋军远离坚城，在平原旷野与之决战，自然是有利于以骑兵为主的辽军。可惜宋方对这些假情报“皆信之” 。没有进行认真的分析，对辽方的估量便一再出错。战争还未开始，宋在间谍战上已先暗输了一着。
然而，贺令图等人的建议，还没有使太宗立刻下达北伐的命令，他似乎还要慎重地再作观察，还要作更充分的准备。又过了近两年，直到雍熙三年正月，尽管有个别臣僚仍对某些技术问题表示担忧，如粮食是否接济得上，幽州城下取石困难，飞炮是否能派上用场等。但朝廷上下，对北伐的前景无一不持乐观态度。连曾经反对北伐、时任枢密副使的张齐贤，也完全转变了原先的态度。太宗这才在群臣不断的鼓励下，正式下达了大举北伐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