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派20万大军北伐:被辽朝孤儿寡母击溃( 二 ) _北伐

应该看到，宋军在防御战中取得的胜利，除了其军事实力尚足与辽抗衡之外，主要还是由于依托坚城，以逸待劳，发挥了以步兵为主的短距离集团作战优势。虽然不断有捷报被及时地呈送到朝廷，并由史官记录下这些令人震奋的战果，但有的战绩极有可能被有意无意的夸大。这正如后来端拱二年田锡在检讨中所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宋军在防御战中的这些局部性胜利，在一定程度冲淡了高梁河战败后的悲观情绪，对重新鼓舞起宋军将士的信心多少起了些作用，但却又使太宗及文官们对本朝的军事实力产生了过高的估计，认为还足以去收复幽燕。
宋太宗一而再地将收复幽燕提上议事日程，就在太平兴国五年辽军主动撤师之后，亲征至大名府的太宗又把进攻幽州提出与臣下商议，李昉等大臣鉴于“河朔之区，连岁飞挽，近经蹂践，尤其萧然”以及“属兹寒冽，益复罢劳”的实际，娓婉劝阻，才作罢退兵。李昉等所述情况，事必躬亲、励精政务的太宗未必不清楚，尽管他缺乏对双方综合实力的正确比较，但对紧接着又一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是没有顾虑，军队叠经战役，急需休；各种与进行大战役有关的条件都明显地不具备。因此，太宗此时高唱的北伐，更多的只是一种精神上和舆论上的需要。
【宋太宗派20万大军北伐:被辽朝孤儿寡母击溃】如果说，雍熙四年的北伐是太宗过分从巩固自己的皇位出发，因此才不顾“馈饷且尽，军士罢乏”，“诸将皆不愿行”的实际，也听不进呼延赞“此饼难翻”的劝谏，头脑发热，执意进兵，惨遭失败。但太宗一回京就贬斥了认为不可靠的将领，又逼死太祖长子德昭，同时注意选拔忠于自己的将领。潜在的政治威胁已逐渐消除。那么，太宗此时仍然坚持把北伐挂在嘴上，则主要是从自己的名声和威望考虑。原想用战争的胜利来稳固皇位，不料却是失败，不得已借助并不十分情愿的不光彩手段，自己的形象已受到极大的损伤，如果就此取消北伐，何以有颜面对群臣?但要付诸实施，则绝非儿戏。不能不说太宗已相当谨慎，所以，当垂询到的李昉等人一提出异议，他立刻'深纳其说，即下诏南归。”为了更体面地班师回朝，太宗还以不无遗憾的口吻写诗以示群臣：有“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之句，颇富戏剧意味。
今之论者，多将此后雍熙三年决定北伐的失误主要归咎于太宗，此非持平之论。按照传统的观念，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力，拥有对国事的最后决定权。但应当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皇帝在许多情况下亦不过作为一种最高权力的象征，如果他不能俯顺舆情，一意孤行，长期违背群臣特别是文官集团的意志行事，则政治就会出现某种危机。以英主贤君自期的太宗皇帝自然不愿看到这样的情形出现。何况，本朝自太祖皇帝开始，就以不杀士大夫的誓言诏告子孙后世。此无异激励士大夫们以及全国的读书人更好地以天下为己任。因此，本朝的士大夫放言直谏、无所顾忌的浓厚风气是前朝后代无与伦比。在北伐问题上，相比之下，群臣们的情绪远较太宗热烈。即以李昉等人的议论看，也仅仅是从技术问题上着眼，并非是反对北伐本身，只是说要再作些准备后，“期岁之间，用师未晚。”其思想根源，正如顾全芳在《评宋初的对辽政策》一文中所指出:“宋朝的士大夫们，从中原王朝中心观和汉族统治论出发。”但顾文所引，皆是太宗以后宋人的议论，其实在太宗时群臣的言词里，这样的观点已是俯拾即是。李昉等人奏议中所谓:“幽蓟之壤，久陷敌人，慕化之心，倒悬斯切。”王禹催所谓“本是汉疆”，等等言词，都体现了宋士大夫们这种郁结不化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