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对于中国的意义：民族主义逐渐觉醒 _民族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的战区，集中在欧洲。但中心区域的爆裂性震荡，绝不意味着边缘区域就能安然无恙。欧洲列强在东亚力量的削弱，意味着日本成为该区域的支配性力量。
本文将谈到的两场帝制，指的是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两场运动，指的是反“二十一条”运动、五四运动。这些集中在1914-1919年的事件的背景中，无一例外，都有日本存在。之所以日本变成了能够左右中国政局的力量，也恰恰是一战造成列强真空的结果。
两场运动：反“二十一条”与五四运动
一战在中国的开场白，是为1914年年底的“澳胶战争” 。尽管战争始终局限在青岛胶州湾的狭小地理空间，但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小规模国际战争。主要参战国为日、德双方，英国、奥匈帝国的军队，都有不同程度的协同参与。青岛的主权所有者——中国，又一次实行了局外中立。
但日本的要求，不止于占领青岛。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使日置益面见袁世凯，首开元首外交之恶例，向中国提出分“五号”总共“二十一条”的“觉书”，并要求威胁中方，保守秘密。其中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袁世凯谓该“觉书”，是以“亡韩对我” 。
随后，中日之间就“二十一条”展开了漫长的外交交涉过程，前后展开25轮谈判。5月7日，日本政府为了打开僵局，以武力相威胁，向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复。最后通牒要求答复的要求中，日本政府接受元老的忠告，删除了第五号。袁世凯政府在5月9日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最后签订《中日民四条约》。
在“二十一条”签订过程中，袁世凯政府向英美不断放风，几乎每次外交谈判的内容，都通过顾维钧，向英美使馆与报界传达。从袁世凯政府的用意来看，是希望以英美(尤其是美国)力量来遏制日本。
民国初年，舆论已较晚清有大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报纸已经出现，这些报刊逐日刊载“二十一条”谈判的消息，大众神经一再被刺激。晚清诸次外交事件，丧权辱国、割地求和者不在少数，比起二十一条来，更为苛刻，但都没有引起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同样，袁世凯政府的合法性，也在抗议运动中一再被剥蚀，甚至于原属北洋系统的各路督军(冯国璋、张勋等)，也纷纷通电抗议，称不惜一战，以捍卫主权。
如果“澳胶战争”与“二十一条”是为一战在中国的开场白，那么“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战在中国的收尾之作，这一次外交失败的经历更为惨痛。
1919年巴黎和会之前，中国代表团抱以极高的期望参加和会。毕竟，一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和议签订席上。彼时，中国政学界赴法观摩盛会者不在少数。国内舆论界，也热情高涨，以为此次和会，将能归还战时被日本夺取的山东半岛主权。实际上，这也是当日英法秘密运动北洋政府参战的条件之一。
不幸的是，会议一开始，中国代表团就陷入困境。在议席问题上，中国被视为三等战胜国。其次，在山东主权问题上，列强无一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在和议签订最后时刻，北京政府对是否在和议上签字，不置可否。顾维钧与陆征祥商议之后，决定放弃在和议上签字。由此，巴黎和会成为五四运动的触发点。
相较于二十一条抗议运动，五四运动的规模更大。二十一条抗议运动，基本人群为大城市中有文化的群体。而五四运动，非但学生为其先导，其抗议人群，波及工人、商会、市民、手工业者，抗议浪潮波及全国所有大中型城市。并且，南北各军政要，也纷纷支持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