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令曾国藩父子低头一拜的人物( 三 ) _生活百科

时至晚清，政象纷纭，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朝不保夕之感。1864年的曾国藩达到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所谓名既大，谤亦随之。在他享有极大极高尊崇的时候，非议之音也纷至沓来， “左列钟铭右谤书” 。此情此景，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把一切都看淡看轻。
但是，在不久以后的中法战争和中法交涉中，曾纪泽的良苦用心就遭到了一次极为痛心的打击。作为行走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臣，他有责任和权利向政府申述自己对时局的设想，曾纪泽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努力向最高决策者进献忠言，希望能为国家再争得一线生机。本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中国的国力已经颇有些气象，而法国经过普法战争的失败之后，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清政府完全可以统筹全局，周密部署，在疆场上与之一决高下，在谈判桌上与之腾挪周旋。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实在是太孱弱了，它既不能审时又昧于大势，只是一味地妥协退让，致使曾纪泽的真知灼见在中法交涉中没有发挥积极的效用。交涉的不利结果和来自国内的训示让他懊恼，他深感自己的无力与无奈，思忖年华渐逝，鬓发已衰，他只能随缘了。此时，陶彭泽闲静、淡远的人生态度自然令他心有戚戚了。
曾氏父子都感到世事无常、祸福难测——“人间随处有乘除” ，但他们生活的年代不同，人生遭际不一样，具体的人生态度也稍有差异：曾国藩位尊权重，深忌“楼高易倒，树高易折” ，因此很超然——“万事浮云过太虚”;曾纪泽承袭父亲勋名，有才，但不能见重于当道，而政府举措失宜，中外交涉自是歩履维艰，处此情境， “一腔愤血，寝馈难安” ，深叹“数年豪气，一朝丧尽矣” ，似有听天由命的味道——“万事乘除问酒家” 。不同的人生态度影响了他们以后各自的行程：曾国藩谨小慎微，获得善终，死后谥号“文正” ，备极哀荣;曾纪泽的主张因与最高当局的决策相抵牾，先是被免掉出使法国大臣兼职，后又被召回国，在京城做着不大不小的闲官， “不得当路之助” ，颇不得意，郁郁以终。
曾氏父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陶铸出来的精英，在时代潮流的冲击、影响下，他们具备了一些传统士大夫所没有的因素。曾国藩是洋务派的地方首领之一，曾纪泽似乎走得稍远，他精通英语，目光新锐，持节外洋，在中外交涉中折冲樽俎，为国家挽回了些许权利。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充溢着传统士大夫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仍属于传统的士人阶层，只是时代的风云变幻将他们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在晚清诡谲的政局中，他们本能地将思维指向旧有的诗书典籍和他们心目中的名人贤士，在那里寻找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看来，也只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