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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彭年《遯庵日记》同治十年元旦试笔事，图自《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
新年试笔所写的也未必全是写文字，有时还可以作画、临帖 。对二十七岁的吴大澂而言，身处战乱之中，新年仍有排遣不去的闷愁，辛酉年（1861）正月初二日的开笔，是画窗心一幅，所谓“雨窗无聊，藉以遣闷”，而未写下试笔的吉祥语 。选择以作画开笔也并非罕见，倪稻孙《海沤日记》嘉庆十九年（1814）正月初二日，“灯下作画一纸，足破岑寂” 。这是新年以来倪稻孙的第一次动笔 。光绪元年（1875）乙亥年元旦，陶濬宣《稷山日记》记载：“洗研试笔，学汉碑数纸”，看来又是以临碑帖为新年发笔之始了 。
总之，就内容而言，新年发笔这一仪式并无特别的要求 。吉祥语自然是大宗，但不拘于此的文人完全可以随意选择想写的内容 。就这一点而言，新年发笔这一仪式是松散的，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识字者（并不一定是文人）均可随意选择他所接受的书写传统，写下他认为合适的发笔内容 。甚至，一些持之以恒的文人还可创造属于自己的新年书写体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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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光绪七年元旦书红，图自《清代稿抄本》
三、幽明之力与自省之维
元旦作为时序的分水岭，以其除旧布新的魅力令人不自觉要在这一天做些什么，以隐隐呼应时节的魔力 。在正月初一，无论祭祀祖先，拜祭福德神、中霤神，拈香、默祷等，或是顺着喜神的方位行走，可能都是顺从这种节日力量的反应 。江苏仪征人方鼎录（1824-1890）《琥斋日记》光绪七年（1871）元旦日记明确写道：“申刻开笔，敬卜《灵棋》 。”在方鼎录的新年活动中，开笔和利用《灵棋经》占卜被视作同类事情，凸显了开笔神秘莫测的一面 。面对未知的新年，回顾逝去的旧年，一些关于不可捉摸的命运的展望以及对自身的总结，也就油然而生 。于是，一种沟通幽明与砥砺自新的情愫在元旦的各种行为上铺展而来 。新年的试笔，就其功能性内涵而言，也在幽明之力和自省之维上展示了它的魔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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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鼎录日记记载“青龙开笔……申刻开笔，敬卜《灵棋》” 。图自《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提要》 。
许多清代日记在正月初一这天都写下诸多沟通神明之事 。例如清末民初的何荫柟《锄月馆日记》并不记载新年发笔事，然光绪二十五年（1899）初二日仍写明“安排祭品，祀福德神，家例竭诚，且为默告从此佑我，神其鉴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元旦，何荫柟“进天地香一瓣，心虔，烟清缕直，藉占利市，天贶恒多不设，成心自安我素，或不致终遐弃也 。……一家团贺，饱食发糕，取与财、官二者皆有牵合，亦等例文” 。在何荫柟的正月生活中，似乎一切都充满隐喻 。新年点燃的香火，被他视作占卜的一部分 。一家人大吃发糕，也被他通过声音的关系，建筑起“发财”与“高升”的愿景 。这些充满隐喻的新年之事，既是何氏家族生活的实践，也通过何荫柟之笔，成为新年日记内容的一份子 。日记由此为文人与神明在新年的沟通保存了确定性的证据 。
在新年沟通神明的方式中，新年发笔将之寄寓于文字之中，显得较为隐晦，然而求诸神明的新年发笔，却一点儿也不少 。如姚永概《慎宜轩日记》辛卯日记（1891）初二日云：“起牙牌数，得云：‘大开围场，射鹿得麈 。顾盼自喜，中必叠双 。’遂以红纸写之，并谨录‘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二语发笔 。”虽然姚永概自己认定“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为新年发笔，但他起牙牌神数，并用红纸书写，已构成事实上的新年发笔 。姚永概这一发笔行为表明，新年发笔与幽明之力的沟通效应 。同时也显示，新年发笔可能并非事实上的新年第一次书写，而是一种建构性的主观决定的书写行为 。在日记中，作者有权力决定哪些内容成为新年发笔，这就导致一些并非新年初次书写的文字被认定为新年发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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