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七 )


孙奇,籍贯、行迹无考 。
诸葛绰,据《诸葛恪传》,“恪长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 。”
孙峻,据《三国志》卷六四本传,孙坚弟静之曾孙,孙权末任侍中,“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又与全公主私通,故附鲁王 。又据《孙和传》注引《吴书》,“权寝疾,意颇感寤,欲征和还立之,全公主及孙峻、孙弘固争之,乃止 。”可见孙峻与全公主、孙弘害孙和,惧其主政 。
当然,支持鲁王霸的核心人物是全公主,其事前已详述,此不赘 。由上考,鲁王党成员主要有12人,概而论之,主要有如下特点 。其一,从地域看,侨寓人士有步骘、诸葛绰、杨竺、吕岱和吕据五人,南人有全琮、全寄父子,吴安、孙弘、孙峻等,表面上步骘声望最高,可视为代表,但实际上的核心人物是全公主;其二,此派人物大都出自寒门,而非儒学大族,与太子党形成明显的差别,从而在政治理念上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三,此派主要成员多为孙吴政权之宗室、外戚或孙权之佞幸,与皇权关系十分紧密,如步骘、全琮父子、全公主、孙峻、孙弘等皆如此,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这是孙权用心培植的一个政治派别,是皇权的附庸和工具 。正因为如此,孙权对此派人物多有护佑,仅杀了几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其主要人物全公主、孙峻、孙弘等都转而支持幼主孙亮,并一度握有大权 。
两大政治派别形成后,围绕着孙权的继嗣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残酷的倾轧,双方都使用了大量的阴谋手段 。《孙和传》便载:“鲁王霸觊觎滋甚,陆逊、吾粲、顾谭等数陈嫡庶之义,理不可夺,全奇、杨竺为鲁王支党,谮诉日兴 。”据前引《太子和传》,孙和夫妇出祭庙,全公主派人觇视 。孙和集团也有类似表现,据《三国志·陆凯传附陆胤传》注引《吴录》,孙权与杨竺策划立鲁王,太子和指使“给使伏于床下,具闻之,以告太子 。(陆)胤当至武昌,往辞太子 。太子不见,而微服至其车上,与共密议,欲令陆逊表谏 。”太子太傅吾粲等人“数以消息语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 。”[17]此类事例甚多,难以尽述,以上数例,已大体可见其情状,所谓明争暗斗,确实如此 。
四、对“二宫构争”性质的辨析
关于“二宫构争”的性质,方北辰先生在《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一文中曾有所论述 。他认为两党主要是以地域为纽带结合起来的政治派系,“拥护太子和者,主要是江东世家大族”,而“支持鲁王霸者,主要为江北地主”,孙权支持江北地主,打击江东大族,因此这一斗争的性质“乃是江东世家大族与江北地主两大政治派系之间的争夺 。”[18]确实,孙吴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曾存在过明显的南北地域士人间的冲突和斗争,此后孙吴政治也或隐或显的存在着地域矛盾的影子 。由此可说,方先生所论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二宫构争”的特质,可谓通达之见 。
不过,就孙吴政治的总体演化趋势而言,是孙吴政权及淮泗集团的江东化,而这一变化大体在孙权黄武年间便已基本完成,淮泗人物便融入到江东社会之中,因此,简单的以地域分野来论定发生在孙权末年的“二宫构争”以及此前的吕壹案、暨艳案的性质,不仅不尽符合事实真相,而且对很多史实不能做出圆通的解释 。比如在北方人士中,孙权与张昭的对抗相当严重,而张昭在反对孙权征辽东等大事上与江东陆逊等人的看法完全一致 。又如步骘,早在太子孙登问他贤人士君子时,他便称述陆逊等江东人物,当吕壹纠弹陆逊、顾雍等江东人物时,骘上书孙权说:“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深责重,志在竭诚,夙夜兢兢,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 。”[19]又如吕岱,曾与陆逊共掌荆州军政,配合协调,张承致书岱:“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则足下与陆子也 。”岱又“亲近吴郡徐原”,“原性忠直,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诤”,岱视为“益友”,后原死,岱痛哭,以为无人可“闻过”[20] 。又据《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会稽余姚名士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屡为之说 。”不仅如此,南北儒学宗族已开始通婚,如张昭孙女便嫁与陆逊子抗,门阀最重婚姻,当时南北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家族间开始通婚,可见他们已融合到了一定程度 。在太子孙登的僚属中,南北才俊同处,互相品目,颇为和谐 。故孙权称帝后并未见到南北士人间用心排挤、倾轧的典型事例 。相反,相互合作的事例尚有不少,难以一一列举 。正因为北人的江东化,南北士人间的相互融合,其地域隔阂日渐淡化,故入晋后,不少汉末南徙的北人已著籍江东[21] 。另外,在“二宫构争”中,两党成员中都有南北混窜的情况,即江东一系有北人,江北一系中有南人,更难解释的是诸葛恪父子异党,恪附太子和,恪子绰附鲁王霸 。以上种种史实上的抵捂恐怕都是简单的“地域论”所无法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