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宣布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取消了“武士”阶层的特权,又通过天皇诏书,将“忠良骁勇”的品性,定义为是全体“日本帝国之人民”所共有的优点,同时绝口不提“武士道”三字 。1882年天皇发布《军人敕谕》,更是明确批判武士阶层长期掌控日本政权的历史,是“违我国体” 。所以,在明治前、中期,“武士道”地位尴尬,处于一种心照不宣的半遗忘状态 。
明治后期,为向西方证明日本非野蛮民族,新渡户稻造重塑武士道,认为其与基督教相通
明治时代后期,“武士道”再度被激活,与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有相当直接的关系 。
日清战争中,因为旅顺大屠杀,日本被西方媒体宣传为野蛮民族 。作为辩护,1899年,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作出版了《武士道》一书 。新渡户稻造出身武士家庭,曾留学欧美,并成为基督徒 。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向西方世界展示日本民族的“优秀特质”,希望说服西方世界,日本民族不是野蛮民族,也有着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类似的优秀的道德体系,这一体系就是“武士道”,其内涵是“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 。
日清战争打败了儒学中国,日俄战争打败了属于西方文明的俄国,许多日本人因此认为,一定存在着某种日本独有的“文化传统”,在指导日本获胜 。新渡户稻造的对武士道的重新提倡,正好部分满足了这种社会心理的需要 。1905年,新渡户稻造本人受到明治天皇帝特别召见,并获准向天皇献上《武士道》一书;同年,该书增订再版,风靡全国,新渡户稻造也成为“新日本”的代言人 。曾一度被官方刻意遗忘的“武士道”,由此一跃成为所有日本人共同具备的美德 。
日俄战争的胜利,却使得日本国内“民意”,更愿将武士道重塑为对抗西方的特有道德利器
新渡户稻造的写作初衷,虽然是为了向西方人证明,西方人有的高贵道德,日本人也同样具备,不过,他对“武士道”的赞美仍有限度,认为“武士道可以救日本,但不能救世界,只有基督教能救世界” 。所以,《武士道》一书,虽被推崇,但还难以完全满足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本国独有的“文化传统”的发掘热情 。这种心理需求,最终须由井上哲次郎来填补 。
同在1905年,井上哲次郎编纂出版了著名的《现代大家武士道丛书》 。他非常明确地强调:武士道“在外国几乎没有同样的例子,是日本一种特别的精神训练”,不但不同于中国的儒学,更是日本民族赖以与源源不断输入日本的“西方道德”对抗的唯一利器;至于其何以“独一无二”,井上的解释是:日本的“武士道”,有着“皇道”与“神道”作为指导原理,所以,“影响从日本及于全世界,负有道义地统一全世界的使命” 。井上还一再宣称:“我国的军队之所以非常强大,虽然有许多原因,我确信无疑:武士道的存续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至于“武士道”的内涵,则无非“忠君爱国”四字而已 。
战时,军方乐于宣扬“叶隐”;战后,当局又乐于宣扬新渡户稻造
综上,“武士道”究竟为何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本,实际上一直含混不清 。镰仓时代所产生的“原始武士道”,只是一种现实的利益契约;江户时代,“士道”和《叶隐》互相对立,代表了不同政治阵营的需要;明治前期,武士道心照不宣地被遗忘;明治后期,新渡户稻造说“武士道”与西方主流文明共通,井上哲次郎说“武士道”是日本赖以抗衡基督教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利器……可以说,不是“武士”,而是学者和政客们,在一直不断按照自己的需要塑造“武士道”的形象,而这种塑造,又因为利益出发点的不同,往往彼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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