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背后原因：民族大融合引发的藩镇危局

安史之乱是唐代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战前社会经济充分发展，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处于封建盛世的顶点。战后经济遭到破坏，藩镇割据兴起，朝廷财政危机不断。对这样一个重要事件出现的原因，人们意见分歧，说法众多。那么，这个事件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天宝十四年(755年)，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奉旨诛杀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叛乱。叛军势如破竹，一路攻陷陈留、洛阳，直逼潼关。次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六月，叛军攻克潼关，进军长安，玄宗仓皇出逃。太子李亨逃至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这场叛乱直至代宗广德元年(762年)史朝义兵败自杀，才算勉强平息。至此，长达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
【安史之乱的背后原因：民族大融合引发的藩镇危局】 安史之乱对唐中后期影响重大。叛乱之后，唐朝政局趋于混乱，藩镇割据势力日益坐大，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安史之乱成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因此，安史之乱历来都是唐史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历史事件。在谈到安史之乱的起因时，大家有不同的认识，呈现百花齐放、众说纷纭之势。人们分别从军事、经济、民族、阶级斗争、用人得失等各个角度阐述了叛乱爆发的原因。
一些人着重从军事角度来阐述安史之乱的起因，认为设立藩镇、边兵过重是叛乱爆发的原因之一。唐前期，在边防要地设置藩镇，以节度使统领军队，代表皇帝驻守边疆，后来逐渐推广成为制度。到了玄宗时期，在边地设置了九个节度使，每个节度使拥有2至9万人的军队，而当时唐朝全部军队的总数不过57万。节度使的边兵要比京师及内地的兵多出6倍，且精兵强将都集中在边疆地区，这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不仅拥有长期受自己控制的军队，还兼管着当地的民政、财赋，很快发展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设置边镇与节度使并不是动乱发生的原因。他们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相邻民族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使经济条件较低者为物质享受所引诱，向经济发达地区施行掠夺与侵略。也就是说，安禄山是被当时中国繁荣景象所引诱，才发动了叛乱。
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做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和调整。他整顿纲纪、废除苛法、重视生产、对外开放，天下太平，经济繁荣，开创了有唐一代的盛世，史称“开元盛世” 。史书记载，开元盛世之时，谷物连年丰收，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有的陈年稻谷都已腐烂，繁荣富裕可见一斑。而唐代交通较为便利，水陆交通贯通全国，江淮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漕运送往京师。玄宗时的漕运改革，使他不必移驾洛阳，便可坐享江淮的丰富物产，这使胡人出身的安禄山十分眼红。而玄宗长年不至洛阳，无法直接掌控河北军队，也给了安禄山在此地坐大的机会。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有了造反的能力与想法，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物质享受以及更大的权力，便趁朝廷不备之际，发动了叛乱。
再反观唐朝经济，虽然表面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盛世背后，己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唐朝赖以富强的“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被大官僚、大地主、大豪商大量兼并。大批农民陷入了失田失业，破产流离的绝境。大地主兼并垄断土地，使经济恶性膨胀。到玄宗执政后期，这种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完全主宰了国家经济命脉，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极端悬殊。贫富差距的极端化，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失去土地的农民承担不起日益繁重的赋役，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亡，生活越来越艰苦，只有沦为大地主的荫户、奴埠或者是铤而走险、占山为王，以劫掠为生，甚至是聚众造反，进行武力反抗斗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给了安禄山之流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