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背后原因：民族大融合引发的藩镇危局( 二 )

富裕奢侈的生活也腐化了统治阶级的头脑，政治腐朽、精神堕落。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夺取更多的财富与权力，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在不断激化。部分学者便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这一角度来阐述安史之乱的起因。认为安史之乱实际上是一次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首先是宰相与寒族、胡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唐初原就有“出将入相”的制度，但到了李林甫任宰相之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宰相之位，向玄宗提议用胡人为将。胡人没有文化，不识汉字，即使有再大的功劳，也不可能入朝为相。这样，他就可以长期占据相位。殊不知此举必然引起胡人的不满。而边防重镇长期落入胡人之手，也是一种隐患。当杂胡出身的安禄山实力扩大又极得玄宗宠信之时，必然不将贪暴无能的宰相放在眼里，两人的明争暗斗，促使了安禄山举兵叛乱。杨国忠继李林甫为宰相后，见其手握重兵，飞扬跋扈，亟欲除之，他多次在玄宗面前陈述安禄山有叛乱之心，但玄宗始终对安深信不疑。杨国忠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派门客捕杀安禄山的心腹，希望能激怒安禄山，促其叛乱。后来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之名起兵叛乱，盖缘于此。其次，安禄山与太子的矛盾也是原因之一。安禄山曾为了讨好玄宗，不拜太子，声称“只知陛下，不知太子” 。这样的言行必然引起太子的强烈不满。到玄宗年事渐高，身体渐弱之时，安禄山担心玄宗一死，太子即位会对他不利，遂生叛乱之心。
也有从民族矛盾来探讨叛乱爆发的原因的。唐朝虽属开放型的封建王朝，但在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影响下，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玄宗时期，就多次攻伐奚、契丹部落。但同时，玄宗又完全不设种姓之防，宠信杂胡安禄山，任由他大肆提拔胡将，排斥汉人。安禄山在天宝十四年(755年)，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还养同罗及降奚、契丹健儿八千多人为假子。他以后的叛乱就是以这些少数民族将士为主体。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就提到:“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吮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长成，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个别学者还提出了全新的见解，认为安史之乱的参与者以粟特人为核心，叛乱是粟特人问鼎中原的一次明显的表现。安禄山打扮成该族的光明之神，以此为号召，在当地粟特人聚集部落，利用粟特人的组织和理财本领，组织起叛乱。这两种观点都视角独特，同时也深化了对这场叛乱的认识。
最为普遍的看法，要属认为玄宗腐朽统治是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把安史之乱的起因归结于玄宗统治失误的个人因素，包括他的任相非人、拒谏杀谏、沉溺酒色、不问政事、任用胡人、姑息养奸等等。玄宗享有太平之世日久，以为天下太平，从此万世无忧，“宴安骄侈”就代替了“励精图治” 。从早年的积极纳谏转变到拒谏甚至杀谏。对敢于直言进谏的正直君子憎恨排斥，反而“远正士，昵小人” 。他罢黜张九龄，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正是安史之乱的祸端。玄宗迷恋杨贵妃，还使其一家得贵。三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从兄不是朝中高官就是驸马。而另一从兄、不学无术的杨国忠竟出任宰相，甚至身兼四十多个职位。封建纲纪完全乱套了。玄宗对杨氏一门的宠溺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财政和军国大事。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仅三位国夫人每年的脂粉费就要赐钱百万，其他赏赐更是不计其数。他还无数次地带杨贵妃临幸华清池，铺张浪费更是史上罕见。因此，唐以后各代皇帝都对“女祸”有所防范。明太祖朱元璋就曾说过:“昔玄宗内惑于声色，外蔽于权奸，以养成安史之乱。”这“声色”就是指杨贵妃的女子之祸，而“权奸”则是指任相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