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海权意识淡薄：大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敞开大门 _列强

导读：翻开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大部分来自海上。从印度和缅甸方面入侵的英国、从越南入侵的法国、从朝鲜半岛入侵的日本，无一不是先海后陆;即使是清朝所面临的最大陆路威胁的俄国，除了对西北和漠北的侵吞外，其对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一带的觊觎、侵略，最大的动力也与海权意识有关：寻找太平洋出海口(黑龙江)、占领天然不冻良港(海参崴)，以便于开展与日本等太平洋国家的贸易。
可以说，列强梯次来华，基于其近代海权意识的觉醒。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向海外大肆掠夺和扩张。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各国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海上争霸战。其中，16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海军，拥有军舰134艘、大炮3000门，自称为“无敌舰队”，系第一代海上霸主;17世纪中期，荷兰庞大的商船队，共有船只1.6万艘，总吨位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之总和;而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更把海军当作向外扩张的主要工具，到19世纪初，英国已拥有战列舰240艘、巡洋舰317艘，成为当时独一无二的海上霸主。
西方殖民者在历经数百年不断的彼此厮杀和疯狂掠夺后，产生了两个明显的结果：一是西方的海权观念不断强化，即“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统治世界”;二是他们的战船和火炮技术不断改进，海上的军事实力日渐增强。如果说，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汪洋大海还是人类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到了16世纪，东西海路大开之后，原来的海洋天堑就逐步变为入侵者的通道。进入19世纪，非洲、亚洲、美洲，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了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殖民地，古老的中国成了列强觊觎的下一个目标。
中国闭关自守导致海防危机
反观中国，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虽然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成就了世界的航海业、火药成就了枪炮等近代武器，虽然在明代就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中国却从不曾是海洋大国，直至明清时代，朝野上下的海权观念仍几近于零。与重商冒险的海洋民族不同，受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以土地为命脉的农本经济、以儒家为独尊的传统文化、以皇权为核心的集权体制、以宗族宗法为特色的基层社会。一句话，传统中国的特点是农业的、儒家的、政治的、宗法的、大一统的。在历朝统治者的眼中，大海从来都不意味着商机，而只是天堑。
【自古海权意识淡薄：大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敞开大门】正是由于缺乏海权意识，在17世纪中叶的明清之际，在历史已进入世界性交往的时代，中国却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缺乏走出去的意识。朝廷推行的中外朝贡贸易，政治色彩远大于经济利益。郑和下西洋，其主要目的也是宣扬国威，以求得“德被四海”“万方来朝”，所以郑和出使所携带的是大量的金银、钱币、瓷器、丝绸等礼品，沿途分送各国，换回的则是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及各种香料，以供皇室享用。同时，载回各国朝贡的使臣及其家属(多者几十、上百人)，经年累月地在华享受免费待遇，致使远航和朝贡贸易的费用开支巨大、劳民伤财，成为当时的一大“弊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比郑和晚半个世纪的葡萄牙人达伽马远航东印度时，虽只有船只4艘、人员184人，但返航时所带回的货物总值，却是航行费用的60余倍。这种殖民经济和殖民掠夺的远洋航行，与厚往薄来的中外朝贡贸易相比，一个重在经济利益，一个突出政治影响。
明清统治者始终没有意识到海洋所能带来的巨大机遇和利益，所以，面对马嘎尔尼、阿美士德使团的通商要求，清朝统治者无动于衷;在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明清统治者却采取了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清初，先是为孤立和打击郑成功集团，顺治十二年(1655)厉行海禁，“不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 。顺治十八年(1661)，又发布迁界令，凡沿海居民均内迁30里，“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 。康熙帝统一台湾后，虽然展界开海，允许沿海商民对外贸易，但海禁政策却日趋严厉，制定了“海洋出入之禁”“货物出洋之禁”“海船制造之禁”，以及限制与防范台湾的一系列治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