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点一
这次刘裕一生中唯一的重大失败，也给后人留下了两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一、刘裕发起第二次北伐的主要动机何在?二、假如刘穆之不死，刘裕有统一中国的机会吗?
自从崔浩将刘裕比作晋室的曹操开始，到如今涉及此段历史的多数文章，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大同小异：刘裕为了篡位需要提升威望，所以借北伐立威，并无统一天下的雄心 。不过，说得人多就代表正确吗?这个答案果然是无懈可击吗?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儿，不要只睁着刘裕一个人的事，用相似的历史作一下对比，那么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漏洞很大 。
刘裕要取司马家而代之是肯定的，但这和北伐没有必然联系，北伐成功对他建立新朝只是一个有利条件，绝非必要条件 。假如刘裕的目的仅仅是一个皇位，那他完全用不着发动这次战争 。
在北伐后秦之前，刘裕已经对内平定桓玄与孙恩、卢循之乱，相当于两挽东晋这座危楼于既倒，对外则攻灭了南燕和谯蜀两国，并曾用外交手段就收复十三郡领土 。这样的武勋实际上已超过了当年代魏的司马氏祖孙(即使把篡位前司马氏四代老板的战绩加起来，对内也没有可与刘裕相提并论的功勋，平定淮南三叛性质上仅与刘裕摆平刘毅和司马休之差不多，而对外也只灭掉了一个蜀汉) 。
再看看刘裕之后，无论是南朝的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或是北朝的高欢、宇文泰、杨坚，论武功均不能望伐秦前的刘裕项背 。
如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既然这么多道行不如他的篡位同行们，都可以顺顺当当地改朝换代，凭什么武功已经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刘裕就还得再灭一个后秦?
另外从刘裕回师后的具体行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二 。刘裕东归后，他的常驻地仍是指挥北伐的战时大本营彭城，而并非国都建康 。他也没有在其北伐成功，声望最高的义熙十四年称帝，而是又等了两年，那时晋军已在关中失利，刘裕的声望已然受损 。这些事实也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刘裕回来后并没马上把改朝换代当成第一要务;二、他要称帝，其实已不需要更大威望的支持 。总之，刘裕回来肯定是要篡位的，但他并不是为了篡位而回来，就像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一样 。
至于说刘裕不想一统天下，就像说某位穷人白手起家，打拼半辈子创立一家公司，目的只是为了当老板，并不想赚钱一样，你信吗?对已经是国家实际元首的刘裕而言，假如能够完成统一，那么最大的受益人，正是刘裕及其子孙，故而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也比那些“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更有扫平列国的动力 。
虽然在商战中，每一个神智正常的公司经营者(少数别有用心的诈骗犯除外)，都是希望盈利的，但并不妨碍年年都有很多家公司亏损以至破产 。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能不能盈利，并不是由公司老板个人的想法甚至能力所决定的，要受到里里外外很多种因素的制约，经营天下者，业务自然更加复杂，但原理与此类似 。那么假设上天格外眷顾，让刘裕始终能后顾无忧，放手于北征，他能开创一个统一的王朝吗?
对于这个问题，北魏崔浩也作出了著名的回答：不能 。他提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刘裕不能“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无法巩固他占领的地区;二是由于兵种、地形、气候等方面的差异，晋军在华北作战将是以短击长，所以刘裕“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北魏军)争夺河北” 。
这两条理由有道理吗?都有 。但果然无懈可击吗?恐怕不见得 。别的不说，就以崔浩服务的北魏帝国为例：当年拓跋珪称王于牛川时，它只是塞外一个落后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与中原在经济、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较之江东与关中，恐怕只大不小，后来击败后燕，便成功入主发达富庶的河北之地，并且站稳了脚跟，这一成功，难道靠的是“行塞北之教化于燕赵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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