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炎的含义,什么是流氓主义( 三 ) _生活百科

倪墨炎认为，能写书话的书至少要具备两条：一条是比较鲜为人知，人们耳熟能详的书何劳你去写它；二是要有点意思，或在见解上会有所启迪，或在性情上能引起共鸣，或能引发一段史实或一种知识，或很有趣可供人解颐。民国年代书话名家：郑振铎、阿英、周作人、周越然、叶灵凤。现代书话发轫者为唐弢，最著名的是1980版的《晦庵书话》。
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也需研求学问，抒发一己之见。即使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能见出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
什么是流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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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
远古时代，“流氓”一词并无贬义，“氓”指的是民，“流氓”则指失去土地和家园的游民或流民。但在词义的历史变迁中，流氓一词逐渐缩小了其指称对象范围，“流氓”一词一般用以指称“游民阶层中的腐败分子” 。[1]文明社会中，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从社会道德角度看，“流氓”这个语汇的日常含义都毋庸置疑。作为一个贬义词，“流氓”指僭越常态伦理的若干越轨、不法乃至罪恶的言行。
十分有趣的是，这个社会学的概念竟然是中国新文学批评史之中一个活跃的范畴。批评家对“流氓”的理解呈现出有趣的两面性。一方面，在部分人心目中，它似乎与平民化或者叛逆精神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亲近关系，因此不仅不会遭到排拒，反而让一些人引以为荣。早在世纪初，曾有人批评《新青年》措词过于激烈和走极端，对此，陈独秀的回答是:“宁肯旁人骂我们是暴徒是流氓，却不愿意装出那绅士的强调，……‘除恶务尽’，还有什么客气呢?”[2]周作人同样将流氓与绅士相对举，表述两种不同的文学或文化精神。他在《两个鬼》一文中就称自己的灵魂里有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我爱绅士的态度和流氓的精神。”[3]但事实上，正如今日学者钱理群、倪墨炎等所说的，徘徊于叛徒与隐士、流氓与绅士之间，始终是周作人的真实精神状态。[4]二十年代，创造社中也有人喜欢“流氓”精神。他们的小型刊物《幻洲》刊载过亚灵写的倡导“新流氓主义”的长文，所谓“新流氓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幻州》还特辟了“骂人章”登载了不少骂人文章，如《蒋光赤休要臭得意》之类。
另一面，“流氓”却被毫不犹豫地视为文坛的一种恶劣品行而遭到批评家的谴责。1930年，鲁迅在《萌芽月刊》上发表短文《流氓的变迁》，回顾了流氓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文末点出对“革命家”张资平小说的批评，不久，这种批评更为尖锐，张资平的低俗趣味被鲁迅一符号以蔽之:“△” 。[5] 1931年，鲁迅发表《上海文艺之一瞥》，谴责上海的“文艺流氓”和“流氓文艺” 。从“新流氓画家”的“斜眼画”到流氓气的电影，从晚清民初趣味低下的狭邪小说到三十年代“拜了流氓做老子”的文学家，上海文艺史上的“才子加流氓”传统受到有力的抨击。鲁迅特别指出，创造社“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他如此界定流氓:“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6]表现出作者对“巧滑善变，毫无特操”一类文人的极度厌恶。鲁迅对流氓性的批判不限于文坛，他对历史上“寇道式”江湖游民、汉高祖式的无赖都曾有过讽刺揭露，应是他的国民性思考的组成部分。1941年，王元化的《九尾龟》一文秉承鲁迅遗风，不仅批评旧上海流氓的刁钻下流行径，更指责流氓文学家脸皮太厚。文章认为章秋谷是上海流氓才子的鼻祖，也是作者张春帆的自画像，其流氓才子的面目显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