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的用人潜规则：赈灾干部优先任用 _宋仁宗

细翻历史，帝王治国成败首要就在于用人二字，用人的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安危。近日从一本叫《休闲读品·天下》的历史人文旅游杂志看到一篇《仁者误国--宋仁宗与西夏立国之战》的文章，其中对宋仁宗的用人政策做了颇具新意的分析批判，字里行间十分精彩，思想启发性很强。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认为宋仁宗用人由三个特点：其一，爱用“君子” 。仁宗朝里许多都是“悲天悯人”的“君子”，“干部”的履历里都有过参加赈过灾的记载，所以在百姓中声誉很好，于是升迁也就很快。但是这么一批只懂得赈灾的官员到了战场前线，还是转变不了思维，摆出一副体恤民情的样子，喊着战争劳民伤财却总是躲不掉战争，只好花钱买和平了，如此一来，最后岁币还是百姓头上摊。其二，光“民主”不“集中” 。宋仁宗用人讲求“广开谏路”、“言者无罪”，于是造就了一批好发议论、爱说大话空话的官员。为了博得皇帝的“欣赏”，许多大臣动辄就发表极端和不责任的言论，因为说话一般不会受到处罚和丢了性命，至多也就是贬往外地做官几年再回来而已。可怕的是，这些高谈阔论的官员们大多提不出什么可行性建议，以至于宋仁宗都发布诏令禁止胡乱上书言事，仍无济于事。
其三，看重“学历” 。仁宗朝的官员几乎都是进士出身，一帮文人的朝廷自然就十分看重“学历“了，作为一代名将的狄青因为出身行伍，一直受到文人进士们的鄙视，最终被迫害致死。
成败是由一系列具体环节构成的。对仁宗和元昊这两位最高统帅来讲，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两个，一是用人，二是办事。

先说用人。
元昊用的人都是“猛人”和“狠人”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他依为股肱的党项本族人野利仁荣，这人是位大学者，创制了西夏文字。就这么一位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文化人，给元昊提出的居然是杀气腾腾、以战争立国的基本国策。他首先否定了对华夏文明的崇拜，指出：古来所谓“以夏变夷”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想当初，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使国家强大起来，那不就是“以夷变夏”了嘛！作为一个国家立国基础的主流文化，应顺从本民族的自然天性而来，而不能生搬硬套别国的东西。固然要向别的国家学习，但一定要选择那些符合本民族天性、利于国家独立发展的东西。我们国家里，无论蕃人汉人，都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没有中原人雅好礼乐诗书的风气，我们只能顺应这种实际的民情，因势利导，进一步强化人民建功立业的豪情，满足他们的征杀欲望，同时赏罚分明，建立起严格的民法军纪。如果说学习华夏文化，也只应该学习商鞅使秦国强大起来的法家思想，不能学满嘴仁义道德、又拘泥于诗书礼乐等形式主义的儒家学说。这样才能使国家全体人民乐于征战，崇尚刚劲。如此，方可以钳制中国、统驭戎夷，那些斤斤于言礼言义的宋人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元昊极其倚重野利仁荣。野利仁荣于宋庆历二年秋天去世，元昊曾三次前往吊丧，恸呼：“何夺我股肱之速也！”
元昊重用的另一个人是汉人：张元。张元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只是姓张而已。他原本是陕西华阴一介书生，自负其才，屡试不第后，曾和他的一位姓胡的朋友赶往边关，他们雇了几个人拖着一块大石板在前面走，石板上刻着他人两个人嗟叹怀才不遇的诗句，他们两个人跟在后面，吟诗大哭，希望以此引起边关统帅的重视。那位边关统帅还真接见了他们，引他们入大帐聊了一阵儿，大概是觉得话不投机，又把这两人送了回去。回到家乡后，不知为什么事，张元被当地的县令打过一顿板子。这次侮辱让他下决心投靠西夏。临行前，路过一个不知什么地方的项羽庙，“乃竭囊沽酒，对羽极饮，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之词，悲歌累日，大恸而遁。”看来，张元不是毫无忠君爱国观念的人，他只是太个人主义了，他知道自己的才干远高于朝堂之上那些庸碌之辈，有这些人当政，他永无出头之日。他太欣赏自己生命品质的优秀，不能忍受在平庸的生活中，耗尽这天赋的优秀生命、默默无闻地死去，他要寻找一切机会证明自己的优秀，为此，不惜背叛自己的祖国。为此，他极为痛苦，这才有“悲歌累日，大恸而遁”的情况发生。人们当然可以谴责张元的极端个人主义，就是国家不用你，你也不能叛国呀！但从实际后果来看，一个不能真正吸纳本国优秀人才的国家，注定要衰亡下去的，战国时期那些被秦国灭掉的国家不都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