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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在中国诗歌史上，和一个人的名字密不可分。百分之八十的重阳诗会提到他。写他，流俗；不写他，缺典。这让后来的诗人往往两难。他就是陶渊明。他《九日闲居》小序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诗中写道：“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菊”和“酒”的关键字，就此确立。虽然九日登高、饮菊花酒以除祸辟邪的风俗久已盛行，但写到诗里，与“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的人生感慨相联系，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他可以算是第一人。这两个关键字，伴随着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千古佳句和人生态度，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士人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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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啥意思遥知兄弟登高处下一句遥知登高处的下一句是什么】清·恽寿平《瓯香馆写生册·菊花》
比如王维，他的重阳诗，大家熟悉的是“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但他也写过“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 。李白《九日登山》写过“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古来登高人，今复几人在” 。杜甫写过“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 。白居易有《访陶公旧宅》诗，序曰：“余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上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诗中说：“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真是爱屋及乌了。
当然李白在永王军中得意忘形的时候，也曾口出狂言“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但我想那大概只是很短的一个瞬间，特定情形之下。他的常态应该还是《九日登山》中所说的“我来不得意，虚过重阳时” 。这种“不得意”，在他的《秋浦歌》中曾有很多表现。当时的秋浦县令姓崔，李白称“崔秋浦”，说“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门前五杨柳，井上二梧桐”，“崔令学陶令，北窗常昼眠。抱琴时弄月，取意任无弦”，即便面誉，也可见出价值取向。
陶潜还有一位铁粉。苏轼贬谪期间，无事可做，黄庭坚称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虽然实际情形是“时宰欲杀之” 。再贬海南不久，曾给弟弟子由写信，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实以渊明为精神导师。另值一提的是游戏之作《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白衣送酒舞渊明，急扫风轩洗破觥。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空烦左手持新蟹，漫绕东篱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饷春耕。”写馋酒人如漫画。这么一件小事，借“白衣送酒”写来，手舞足蹈、又扫又洗的狂喜，“空烦”“漫绕”的急相，都充满喜剧感。
苏轼也不乏追随者，南宋状元王十朋二十岁在家读书时，写过一首《辛亥九日，侍家君同孙子渊、子昭、子尚登高于家之东山。时菊花未开，坐客皆以为恨。至十月望，独步东篱下，见前日青枝已烂熳矣。东坡云“凉天佳月即中秋，菊花开日乃重阳，不以日月断也”，于是命酒肴，呼邻里，饮于丛畔云》，诗中说：“我思东坡言，邻里乃相唤。斩新作重九，不以日月断。人生贵适意，世俗岂能绊。”唯偶像马首是瞻，连过节的日子都改了。大苏曾有首《赠朱逊之》，小引中对菊花颜色发表意见，“或言洛人善接花，岁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逊之曰：‘菊当以黄为正，余可鄙也。’昔叔向闻鬷蔑一言，知其为人，予于逊之亦云” 。意思是，菊花以黄色为正宗，其他嫁接培育的新品种，全是“伪”菊。苏轼很赞同这个意见，诗中说“愿君为霜风，一扫紫与赪”，想把那些红红紫紫的新品种全灭掉。幸好菊花不听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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