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如何成为鼎盛时代唐太宗实行藏富于民( 二 )


有鉴于此,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登基时户数仅剩400万户左右 。按照一户五口的最低标准换算,损失人口近3000万 。唐太宗难道不知道隋末数年动乱不可能伤亡百姓过半?如果像隋文帝那样把官吏派到乡村挨户搜查,不就都找出来了吗 。可是,唐太宗没有这么做,他认了这笔糊涂账,真是“难得糊涂” 。而且,他还从法律上限制子女分家,规定父母在,子女分家要处罚 。这更是不利于税收的增加 。说白了,唐太宗是在放水养鱼 。什么“以德治国”、“藏富于民”,国家是要让利的,这不是喊出来的,而是真金白银做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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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项羽懂得“仁信”怎会灭亡?
国家大幅度让税,除了与民休息,还有别的目的吗?有,那就是通过富民以求建立诚信社会 。古人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家要建立和培育的是有礼知耻的文明社会,并不鼓励自私自利的物欲横流 。
诚信是国家之本,民无信不立,国家更是如此 。诚信的建立必须由国家来带头,来规范 。国家失信于民,法律不公正,再好的百姓都会被改造成为刁民 。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善待部属,善待百姓是建立诚信关系的途径 。
大家知道,唐太宗一大长处是善于和人相处,得人之盛,很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 。然而,问题也就来了 。太宗爱才,其部属有不少是从敌对阵营投诚而来的,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因此,有人向太宗建议要把官吏队伍中的异己分子清除出去 。这回唐太宗犯难了,谁是异己分子呢?来人马上献策,让唐太宗组织一批人伪装成谋反的、贪污的,分别同大臣们接触,引诱他们上钩,这就可以将他们的真实面目揭露出来 。来人说得口沫四溅,唐太宗脸色却越绷越紧,最后断然拒绝道:我不能这么做!这么做固然可以暴露异己分子,但同时也让我失信于天下,将来大家都怀疑我搞阴谋手段,上下相疑,再没有人肯讲真话,国家如何达到大治 。君主行诈,却要部下正直,岂不是源浊而望水清吗?因此,唐太宗郑重宣言:“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 。”
统治者无信,往往是因为大权在握,以为自己怎么做,下面都无可奈何,失信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傲慢 。唐太宗读了项羽的事迹后,感叹道:如果项羽进入秦都咸阳,控制天下之后,懂得实行仁信,谁能够从他手里夺取政权呢?所以,他的灭亡是咎由自取 。
国家的权威不是靠高压和威吓手段来树立,而是靠法律与制度的公正和严明来保障的 。统治者遇到社会问题乃至危机,不能一怒就想到要用重刑震慑,以图立竿见影 。中国有个坏传统,就是所谓的“治乱世用重典” 。所谓的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规定加重刑罚,甚至屈打成招,形成急风暴雨的态势,轰轰烈烈,可风雨过后,却是故态复萌,既失法律的信誉,又让万民看出执政者的无能 。唐朝提出“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的原则,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处罚人,而在于禁止邪恶和触犯法律,所以刑不必重,却要做到“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制” 。树立国家威信,不靠重刑苛法,而要在平时常抓不懈,依法办事,有法必依,这就是国家最基本的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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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奠基了文化繁荣
国家要想促进社会繁荣,不是工商官办,而是要大力弘扬文化教育,提倡道德文明,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制度与法律环境,尤其在文化建设方面,这不是任何个人或者团体能够承担起来的工作,必须由国家从全局的高度推进 。实际上,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不是看经济指标,而是看文化繁荣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