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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有哪几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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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仪式有祭礼、祭典；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祇、人鬼；祭祀手段有活祭、牲祭，包括活人、动物和其余祭品；根据仪式大小可分为官方祭典（公祭）、民间祭祀；设施和用具有祭祀建筑、祭祀用具、祭品。
祭祀是华夏礼典的一部分，更是儒教礼仪中最重要的部分，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天神称祀，地祗称祭，宗庙称享。祭祀的法则详细记载于儒教圣经《周礼》、《礼记》中，并有《礼记正义》、《大学衍义补》等经书进行解释。古代中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祭祀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天神地祇只能由天子祭祀。诸侯大夫可以祭祀山川。士庶人则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和灶神。清明节、寒食节、端午节、中元节、重阳节是祭祖日。祭祖也是汉人宣告自己为炎黄子孙最直接的方式。
以使用场合为基准，从3大类别来看明清民间祭文，各有其特点2明清数百年间的常见民间日用类书，其功能非常明确，即尽可能直接满足人们日常随时可用的需求，基本不涉及多少深刻的学术理论分析。例如《事林广记》，对祭文的文体来源，仅在《文章缘起》一栏简单提示了该种文章在古时的出典，再没有其他处进行深入介绍。由此推知，日用类书的祭文，基本都属于偏实用性的文本，而往往不显示其学术价值或来源。
目前可见的明清日用类书中，根据时代先后和介绍内容的差别来看，虽多少均有收录各式祭文，但在分类上较难完全统一。在此，我将以使用场合为基准，从3大类别来看明清民间祭文，各有其特点。
丧葬、祭先类祭文，依附于丧礼的礼仪实践下中国人自古极为重视丧祭。丧祭既是个人亲情的宣泄途径，也是关乎社会整体稳定的命脉。
丧祭类祭文在这些礼仪活动中担当的，则是从文字上完成人鬼相通的媒介作用。近世日用类书对丧葬礼、祭礼的再现和表述，普遍依赖《文公家礼》的固有形式，但也并非绝对地照搬硬套。而在丧葬、祭先的祭祝文方面，早期日用类书一般会引用部分《家礼》等提供的文本。后期的一些书籍逐渐添加来自不同出处的哀祭文，吸收文学名家的写作特色，甚至直接转抄多种哀祭文名篇，因此在表达形式上较之纯粹的礼书更丰富。
受到宋儒和《文公家礼》等所定文例的影响，日用类书的丧祭文一般有比较相似的书写格式。例如，《事林广记》的丧祭之文，引用了程伊川和石月先生（余安行）的祭祝文式。程伊川的祭文式非常简洁，以常祭为主，书写信息只为满足最基本的祭祀程序需求，因此呈现的是几乎没有任何修饰的文本框架，将祭祀中的时空和人物信息、对象、祭祀报本之意、献祭品等反馈出来即可。
石月先生的祭祝文式是对伊川祭文的补充，所收录的除了常见的岁时祭文以外，考、妣忌辰等祭文的文藻有所铺陈点缀，思想上也有祈求先人赐福、保佑子孙后代获得福祉的私意，较之为祖宗报本的内涵略进一步。但总体来看，形势仍然趋于简洁明了。有研究认为，《事林广记》等类书的丧葬礼节总体上趋于简略，服制上也在从简。而就祭文收录的情况看，其中确实也体现了某种礼仪从简的精神。
从明代的几部日用类书的情况来看，其祭文的书写格式也基本遵照《家礼》原例。举例来说，开头一般固定提及详细日期和“嗣孙某昭告于祖先某、某亲某”等表明身份的语句，格式和用字基本套用了《家礼》式样的写法。不同的是，有时会在文章开头冠以“皇明某年号”的年号，在万历时期的类书中这种写法尤为常见，说明当时国家统一标准的观念在社会上更为深入人心。
但另一方面，《五车拔锦》、《四民利观翰府锦囊》、《三台万用正宗》等书中都收录了不少相同标题的丧祭文本，且遣词用句方面都完全一致，可见日用类书编者在出版过程中往往互相照抄照搬，并不以此为耻。由于抄袭成风，今人通常较难从文本之中揣摩祭文原作者对礼义的看法。正因如此，考察日用类书的礼文学等内容或其余方面时，有必要先捋清类书之间存在的源流关系，不宜随意下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