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尹嘉铨生平简介，最后是怎么死的？( 三 ) _生活百科

公堂上这些精彩的问答，看似东扯西拉，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证明尹嘉铨妄递奏折为父请谥，请求从祀，决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他一贯妄自尊大，狂妄悖逆的必然结果。作为被告的尹嘉铨自知在劫难逃，所以只有无可奈何地认罪，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蒙受许多不白之冤。只能迂回辩解，千方百计表白自己的“狂妄悖逆”实非有意为之。
但辩解归辩解，判官们并不因此就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大学士三宝、英廉及涉及此案的各部、司人员给皇帝奏疏，报告了尹嘉铨的罪证及刑审情况，最后建议将尹嘉铨凌迟处死，家产全部入官，所有书籍尽行销毁，其缘坐家属，男十六以上者皆斩，余人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奏折递进宫后，乾隆皇帝于四月十七日下了一道长达千余言的上谕，历数尹嘉铨处处罪状，认为本应“凌迟处死，家属缘坐”，但为了表示皇上的大度，决定“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四月二十日又复旨道：“尹嘉铨悖谬书籍既多，其原籍亲族戚友必有存留之本，著传谕袁守侗明切晓谕，令将其书籍板片悉行呈出，毋任隐匿，一并解京销毁。”饬令各省封疆大吏，尤其是尹嘉铨家乡直隶和他曾任职的山东、山西、甘肃等省督抚，详细访查，“倘查办不实，致有隐漏，别经发觉，必将原办之该督抚等治罪。”
军机处按照乾隆的谕旨，将尹嘉铨著作书目开列清单，抄送各地，各省的督抚，则按单查缴。最后，“收获”颇丰。据陕甘总督李侍尧于七月十四日奏报，甘肃共缴出尹嘉铨著作五十七种，计二百六十四本又九十册又一千五百三十四页，书版二百二十六块，击碎尹撰石刻碑文两块。山西巡抚雅德于七月二十六日奏报，晋省查出尹嘉铨书文，十一种拓本是军机处书单上所没有的。山东巡抚国泰于五月十八日禀报，共查出尹嘉铨纂著、疏解的书籍四种二百六十六部，磨毁石刻诗文、碑记数块。福建巡抚富纲于六月十三日奏称，已经查出尹嘉铨著作九十余种。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于五月二十二日奏称，共缴到尹嘉铨所编纂之书七种，计三百六十一本，书版三十一块。十日二十二日，云南巡抚刘秉恬复奏，又查到尹氏著述十八种共七十九本，其中两种是军机处所开书单上没有的。其它省份，如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也多有缴获。
最后，各省督抚将缴到的尹氏文字封送北京集中处理。尹嘉铨自著之书全部焚毁，由其疏解或作序的书则用抽毁的办法将其文字剔除。
最终销毁尹嘉铨著述编纂书籍79种。包括《贻教堂文集》、《近思录》三编四编、《随王草择言》、《皇清名臣言行录》、《尹氏家谱》、《思诚轩奏疏》、《二山尺牍》、《就正录》等等。抽毁的有尹嘉铨疏注的《礼仪探本》、《共学约》、《小学大全》;作序的有《女孝经》、《家礼存义》、《纲目凡例释疑》、《作吏要言》等等。
这种以书罪人、杀人、以人废书、禁书的情形在清代是司空见惯的。尹嘉铨被皇帝视为“大肆狂吠”的“疯狗”，其个人和著作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本人先是被捕、抄家;继而拷讯，查审著作和藏书;最后“照大逆律”处绞。而他的各种著作，无论是否大逆不道，是否触犯禁忌，一律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