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裕太后对于慈禧太后的这一人事、政事 , 特别是权力安排 , 似乎很不满意 。
载润曾回忆说:光绪帝逝世后 , “隆裕一心想效仿慈禧‘垂帘听政’ 。迨奕劻传慈禧遗命溥仪为帝 , 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之旨既出 , 则隆裕借以取得政权的美梦 , 顿成泡影 , 心中不快 , 以至迁怒于载沣” 。
“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 , “贪立幼君”溥仪 , 这纯粹是“从她的私见出发安排的” , “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 。载涛先生的这一说法 , 自然有其道理 , 但有两点值得人们思考 。首先 , 载涛虽说此系慈禧太后出于私见 , 但细揣其意 , 却是意指慈禧狭隘的个人得失之私见 , 而并非那拉氏家族的私见 , 更非引发爱新觉罗氏与那拉氏两家族矛盾的私见 。其次 , 如果说慈禧太后完全是出于个人私见 , 由其亲侄女隆裕太后直接垂帘听政 , 把握清廷最高权力 , 岂不更为稳妥?在笔者看来 , 慈禧太后的上述安排 , 既是出于个人的得失私见 , 同时又是归还清廷最高权力于爱新觉罗氏的综合考虑 。
第二 , 慈禧太后所选立的两任小皇帝──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 , 都是爱新觉罗氏家族血统最近的近支亲王后代 , 她的一切独断专行 , 虽会引起皇室亲王和其他朝臣的不满 , 但却没有人怀疑慈禧太后对于大清朝 , 对于爱新觉罗家族有所不忠或威胁 。至于慈禧太后多次选立小皇帝 , 以及其与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惇亲王奕誴等人的矛盾与斗争 , 不但皆被他人理解为 , 即使是清皇室诸亲王亦认同是为大清朝内部的权力之争 , 甚至不过是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叔嫂家务之争 。
1861 年 8 月咸丰帝死后 , 肃顺等人以 “搁车” 的形式要挟两宫太后 。慈禧太后向其胞妹、醇郡王奕譞的福晋哭诉说 , 肃顺等人“欺我至此 , 我家独无人乎?福晋言:七爷在此” 。慈禧遂命醇郡王入见 。醇王又向慈禧献言“此事非恭王不办” 。在此 , 慈禧太后显然是把自己置于爱新觉罗氏皇权的真正代表者的地位 , 将自己与八大臣的权力斗争 , 轻易地转化为爱新觉罗家族内部近支亲王与远支宗亲(如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及外姓家族(如穆荫、匡源、杜瀚、焦祐瀛等人)的权力斗争 。
慈禧太后在热河草拟的治罪八大臣的上谕 , 也是其“请七兄弟改写”后 , 带回北京宣布的 。
恭亲王奕?当权时 , 每被召见 , 两宫太后都称其为“六爷” , 命人“给六爷茶” , 以致奕?因天长日久的叔嫂关系而淡忘了君臣间的等级尊卑关系 。
慈禧太后本人在很多情况下 , 是以嫂嫂与小叔子间的关系来处理其与恭亲王奕?的政务与权力之争的 。慈禧太后的这一作法 , 得到了朝野上下的认同 。如 1865 年慈禧太后罢革恭亲王奕?时 , 就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家庭纠纷 , 叔嫂之争 。后人黄浚在其《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也说 , 自辛酉政变以后 , 清廷的部分实权“皆归六爷矣 , 于是有叔嫂之争” 。
与此同时 , 慈禧太后也将自己与光绪帝间的分歧 , 归结为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家务、家事之争 。清廷维新派官员王照认为 , 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时期的种种矛盾 , 并非政见分歧 , 而是权力之争 , 若就清皇室内部关系而言 , 则“纯为家务之争” 。王照的这一认识 , 得到了部分当代历史学者的认同 。台湾学者庄练先生在谈到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 , 即曾不无惋惜地说:“一场关系国家前途极为重大的变法运动 , 竟因家庭间的权力斗争而致彻底破坏 。”1900 年义和团运动期间 , 慈禧太后看到列强要求其撤帘归政给光绪帝的假照会后 , 亦曾怒气冲冲地说:“彼族竟敢干预我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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