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大都认为:“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 。”也就是说,宣帝在位及以前,朝政运行较好,处于兴盛状态;自元帝以后,宦官外戚竞相专权,纲纪紊乱,国势渐衰 。汉元帝刘奭为西汉第八任皇帝,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所生之子,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月即位,在位十六年,享年四十二岁 。
一般人认为,导致王朝走向衰败的君主绝非良善,要么昏庸,要么残暴 。然而,汉元帝既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 。班固在《汉书·元帝纪》有一段赞语:“元帝多材艺,善史书 。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 。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 。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
客观地说,汉元帝不失为一位多才多艺、品行不错的好人 。但是好人不一定成为好君 。作为君主,汉元帝谈不上优秀,主要是性格与能力问题 。史书说他:“柔仁好儒 。”其实,这也并非弱点,一个君主胸怀宽宏柔软,主张行仁政,偏好重用儒臣,应该是天下人福分 。问题是,汉元帝的宽柔,最终表现为优柔寡断、软弱可欺,不能驾驭局势,听任宦官专权,败坏纲纪,危害社稷 。
汉宣帝临终前,已为汉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 。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关系密切 。重用外戚是西汉的政治传统,宣帝也不例外 。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师,一代名儒 。汉元帝即位后,对两位恩师格外倚重,多次宴请接见两人,探讨治国方略 。萧望之随后引荐宗室大儒刘更生(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参与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 。”
汉元帝的信任与支持,似乎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 。然而,元帝与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只是昙花一现 。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 。
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议论经常坚持遵从原先故事或惯例,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 。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 。元帝初即位,由于谦让,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 。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 。
碰巧,有一个叫郑朋的“墙头草”,起初依附并吹捧萧望之,萧望之发现他行为不端,断绝与他来往;郑朋转而投靠外戚许章,扬言萧望之有过失五条、大罪一桩 。石显认为时机到了,趁萧望之休假之机,让人向汉元帝上奏,元帝将此事交给弘恭处理 。面对弘恭询问,萧望之坦言,外戚当权多有不法之处,之所以弹劾他们,意在匡正朝纲,并非阴谋与离间 。为此,弘恭、石显向元帝报告说,萧望之结党营私,多次攻击朝中大臣,企图独揽大权,建议“谒者召致廷尉”(即逮捕入狱) 。
汉元帝不明白,召致廷尉就是下狱,当即批准了 。后来,元帝发现不对劲,敦促将萧望之释放并复职 。石显从中作梗,萧望之虽被释放,却革职为民 。数月以后,汉元帝觉得过意不去,下诏封萧望之为关内侯并准备起用他为丞相 。萧望之儿子萧伋听说元帝要起用父亲,就上书为父亲之前入狱鸣冤,弘恭、石显便在元帝面前竭力诋毁萧望之,并唆使元帝下达拘捕令 。萧望之性情刚直,不能忍受再入狱的羞辱,在家饮鸩自杀 。宦官们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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