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
谭嗣同和唐才常十分推崇永嘉之学 。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将永嘉归之于墨学中的“任侠”派:“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 。”
内容
1.永嘉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亦是永嘉学派最大的特点,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某些道学家的空谈义理 。
2.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对董仲舒提出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表示异议,曰:“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 。”
3.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杰出人物应是“实德”和“实政”的结合 。
4.论述了“夷夏之辨”与“正恶之辨”的区别,突出金兵入侵的非正义性,强调抗击金人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
5.强调以民为本,坚持改革政弊,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考求历代国家的成败兴亡、典章制度的兴废,希望以此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 。
6.反对传统“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 。
总之,永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使儒家的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求个人的心性修养,从而使它成为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
地位
永嘉学派在当时学术思想界具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清代学者全祖望有一恰当的评价,他说:“乾(道)、(淳)(熙)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熹)、陆(九渊)二派,而水心(叶适之号) 其间,遂称鼎足 。”(《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足见永嘉学派在当时的历史地位 。
复兴
永嘉学派主要活跃于南宋,最终在宋元之际断裂,对温州知识分子而言,复兴永嘉学主要的并不是向宋学传统的回归,而首先是振兴区域文化的一种努力 。这一努力以永嘉学派思想为文化资源,并在晚清学术语境和政治背景之下进行了实践和理论创新 。其最终的成果是:在汉宋两大营垒之间,独树一帜;于中西文化碰撞之际,兼容并蓄,从而存续了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 。
清初的《宋元学案》尽管给予永嘉学很多的肯定和赞誉,甚至对其失传流露出些许同情和遗憾,但是在编者(同时也是解释者)看来,永嘉学对当代的适用性是不值一提的,充其量仅能纠正朱学的某些流弊,这从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的许多论述中均可窥见 。因此,从《宋元学案》编者的立场出发,清初士人对永嘉学的兴趣基本上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意义上的 。
清代中叶,温州文化日益陷入颓势 。从道光年间开始永嘉学派开始复兴,以张振夔、孙希旦、孙锵鸣、孙衣言、宋恕、陈虬、陈黻宸等人为代表,温州知识分子开始从学术资源的枯竭来思考区域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这对温州地区而言可能意味着区域文化的重光 。
道光之后的学界,产生了汉宋之学对立的分裂局面,最终损害国学的传承,而永嘉学传统资源却“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 。永嘉学派在近代迎来了复兴的契机 。
如果说孙氏父子的主要贡献集中在地方史领域的话,后起的陈黻宸、宋恕则对通史有相当的研究 。陈黻宸191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讲中国通史,其讲稿撰成《中国通史》一书,论次自春秋以来至于清代,提纲挈领,间发议论 。陈黻宸结合清末学界的风气,针对性地呼吁重视社会史研究 。他认为社会史研究是研究政治的基础,并对清末宋学派纵横捭阖的政论表示了鄙弃,既对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进行了批判,也对好发空论的宋学进行了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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