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的调和手段最主要的是通过“以史学补汉学之短”这一重要途径展开的 。晚清有志于复兴永嘉学派的温籍知识分子,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给予史学高度的重视 。具体而言,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做学术史的梳理工作 。同时,孙衣言在其子孙诒让的协助下点校整理了《永嘉丛书》,丛书收录了温州历代文献13种,刘安上、刘安节、许景衡、薛季宣、林季仲、陈傅良、叶适等人的别集,从时间上,自北宋末期程学南传开始,一直贯穿到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全盛期 。入选书目本身就是一部永嘉学派发展的学术史,这一工作对永嘉学的复兴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
宋恕的史学著作并不是很多,有《浙学史》、《永嘉先辈学案》、《朝鲜大事记》等 。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主张,是重视世界史研究 。宋恕认为清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书,“题名皆陋,将以尊内,适使外人笑我学者为井蛙,是反辱国矣” 。在转译日文成风的近代学术界,宋恕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实是值得赞扬的 。
总之,以经世致用的目的研究史学,是近代温州知识分子复兴永嘉学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一特色使永嘉学派在近代思想史的版图上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
【永嘉学派的主张的内容有哪些主要活跃于什么朝代】在清末学术裂变中,温籍知识分子还通过作新国学,躬行西学来处理国学和西学的关系 。
在清理旧学时,除了批判空洞无物的理学糟粕(从广义的角度看,康梁之学其实也属于理学)外,温籍知识分子还它致力于发掘传统文化中开物成务、富国强兵的有益成分 。同时,温籍知识分子否认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无能为力 。
在呼吁作新国学的同时,温籍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吸收也是彻底的 。他们不但从书本上吸收西学,还身体力行,率先在教育、实业等领域引入西方文明 。如陈虬的利济医院开创了中国初等医科教育的先河 。
朴学大师孙诒让,不仅为浙南初等师范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积极发展农工商业,以实业救国,曾多次被提名、担任一些近代企业的管理者 。历史上,在驰骋商场的同时,在学术上又能达到“三百年绝等无双”(章太炎语)水平的,唯孙诒让一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诒让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奇迹,而造就这一奇迹的文化资源之一,正是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 。
温籍知识分子大多数接受的是传统国学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感情很深,因此当欧风美雨来袭、烧经之说甚嚣尘上时,他们都感到了忧虑和痛心 。宋恕首先否定理学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指出永嘉学派的“纯”与“实”,界定了永嘉学派的主题——“事功” 。
从晚清温籍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辩证态度,可以看出很多永嘉学派的内在精神 。永嘉学派对程朱理学的反思和怀疑,对事功的推崇和实践,更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合内外之道”的不懈追求和可贵探索,使得温籍知识分子在文化路线上采取了既有别于国粹派、又有别于西化派的态度,他们对西学的躬亲实践更是超越了当时知识界的大多数流派 。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嘉学派在近代实现了生命的延续 。
总之,近代温籍知识分子从永嘉学派的文献中汲取了思想精华,在近代情境中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 。可以说,“贯穿古今,通经致用”是南宋永嘉学派的思想灵魂,叶适认为这是向儒家“道之本统”的回归;“融会中西”则是永嘉学近代存续的具体形式,而这三者又统一于温籍知识分子对“儒术”的近代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近代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道之本统”的新见解、新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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