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鼠疫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最后的结果如何 _李自成

过程
西北爆发
这场“古今方书所无”的怪异瘟疫在这一年遍传北京城内外，患者会忽然在身体肢节间突生一个“小瘰”，接着“饮食不进，目眩作热”，还会呕吐出“如西瓜败肉”的东西。一人感染，全家都会传染，甚至有的“阖门皆殁”，全家死绝。亲戚更是不敢上门慰问吊唁，因为只要一进病家门口，必会感染，等到他回去时，又把瘟疫带回了自己家中，瘟疫死亡如此之巨，以至于帝都的九座城门“日出万棺” 。但这还不是这场瘟疫最恐怖之处。死亡在一瞬间发生，甚至来不及诊断和治疗，这才是这种瘟疫最可怕的地方。
明万历年间，政府的赋役越来越重。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后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 。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
迅速蔓延
崇祯十三年(1640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
【明末大鼠疫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最后的结果如何】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崇祯十五年，天津开始爆发大鼠疫，有朝染夕死者，日每不下数百人。排门逐户，无一保全。崇祯16年，疫情还在进一步加剧，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瘟疫，疫情很严重，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染病死亡之多，无法计数。《崇祯实录》又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尽管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上述官方记载说明：当时的大瘟疫，势态极其严重，北京城死亡人数之多，竟达无人收尸的境地——“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 。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 。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 。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