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自不量力：无一兵一卒却想废慈禧杀荣禄 _慈禧

光绪身边的变法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体现在康有为身上。而康有为的不成熟，则体现在他的“狂”之一字上。极端固执是康有为最显着的性格特征，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这导致康有为目光狭隘、行事偏激，也注定了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暗礁走向胜利。他既敢于挺身而出又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做事过于理想，不善权变通融，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
对于光绪这样百年不遇的“圣君”，康有为顶礼膜拜，万般信赖。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再不屑于像洋务那样搞点滴改良，更不屑于投靠地方督抚以幕僚终老。蛟龙出海，猛虎下山，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大气魄，难怪乎见过他的人说他“慑力胜人” 。
然而，他不是法国的拿破仑，手中无一兵一卒，却幻想走极端路线“诛禄围园”，发动宫廷政变，废除太后，捕杀大臣，效仿二十四史中“扶皇帝登午门”，“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那一套程式。殊不知这在精明干练、深谙宫廷阴谋的慈禧眼中，他无异于是一个舞台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他不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却在初得光绪的一点赏识之后便踌躇满志，不广结盟友，却打草惊蛇，四面树敌，杀气腾腾地直接向反对变法的军机大臣荣禄公开挑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试想荣禄何许人也?他是慈禧最依重的心腹重臣，官场老手，手握雄兵，且能容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这般威胁，矛盾焉有不激化之理?北宋王安石以其尊崇无比的宰相地位，和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敢于石破天惊地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最终仍然归于惨败，遑论康有为一个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康有为摆出你死我活的架势，也许是为了震慑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但这种情绪化的言论固然非常痛快，却缺乏改革家应有的冷静和理性，无可避免地引出政坛动荡的负面影响。
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堂弟康广仁对康有为的缺陷看得十分清楚：
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梁启超则直接评价其尊师：“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而同为变法领袖的梁启超虽然才华横溢，胆力和韧力还不如其师。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大都是一批知识界精英，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宣传家，他们才华横溢，几乎每人都有极深的学术造诣，有的人还是学界泰斗。不幸的是，他们中没有产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实干家。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悲剧宿命。他们虽有献身精神，但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准备。在一个古老腐朽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但这就是一伙天真和真诚得同时让人不忍批评的人。他们手里只有一支笔，但老是觉得可以“一支笔横扫千军” 。他们只有一颗心，却老是拍着胸膛，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样血与火的历史一次次重演，从来也没把他们教育得聪明一些。“杀几个一品大员”等于“变法”--真的，康有为怎么会以这样的姿态在森森紫禁城中第一次亮相呢?他根本没有刀，却在刀枪丛林中操“刀”上场。而且这么快就把自己心里的“刀”亮给了敌手，他究竟所恃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