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流放贬官为什么都是到岭南？岭南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 _生活百科

元丰八年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赵顼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病情恶化。大臣们乱成一团，王珪等人开始劝赵顼早日立储。赵顼此时已经有不祥的预感，无奈地点头同意了。神宗六子赵佣，改名为“煦”，被立为太子，国家大事由皇太后暂为处理。
可以说，宋神宗是个不称职的天子，这是后世给他的盖棺定论。其实，他差一点就成了有所作为的皇帝，这个满脑子理想主义的皇帝，也曾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实行变法。那么，为什么笔者会在这里说“差一点”呢?那是因为，他这一辈子最大的败笔就是：停止变法。
一念之间，宋神宗失去了名垂千古的机会，后人对他的评价也再难做出改变。
很多朋友都说，宋朝没能推进民主制，其罪在与宋神宗。然而，笔者认为：这就像指责C罗纳尔多为什么不打篮球一样荒谬。其实，宋神宗在变法上的败笔在于生不逢时，在那个年代，只能做出符合国家现状的改革，换做其他皇帝来，恐怕也难改其结果。
三十八岁的宋神宗驾崩了，将国家这桶浆糊交给了儿子宋哲宗。继位的哲宗只是个九岁的小屁孩，这种年纪只适合在街上玩泥巴，很明显不适合上朝听政。新皇年幼，后宫之主按照历史惯例走上前台，替儿子“垂帘听政” 。这位后宫之主正是宋神宗的生母——高太后。
老太后的做法跟后世的慈禧如出一辙，听政之初，就请了朝中的守旧派司马光来当宰相，与儿子推行的新政背道而驰。而司马光在十几年赋闲中变得愈发顽固，刚一上台就燃起三把大火，将王安石苦心经营十年的新政付之一炬。
当年王安石的“劳役法”堪称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可惜，仍未逃过司马光的毒手，被司马光三下五除二地废除了。
朱熹是个明眼人，他一针见血地评价道：“司马光其实就是个死脑筋，但凡让老百姓掏钱的政策，他都是一竿子打死。”司马光根本不知道，王安石的“劳役法”出台之后，民间对其倍加赞誉。王安石的铁哥们苏轼找到司马光，求他手下留情。
并且，苏轼还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论是差役还是免役，都有优缺点，还得从长计议。”谁知，司马光根本不领情，扭头便走。苏轼直追进政事堂，继续跟司马光讲道理，谁知司马光竟生气了。苏轼离开后连呼：“这司马光就是一头司马牛!”
新政被废除得差不多了，该轮到那些新党了。
司马光在老太后的授意下，开始肃清以蔡确、章惇为核心的新党，这群人全部被赶出政治核心，下放到地方。早年在新党内斗时被逐出核心的吕惠卿也未能幸免，被司马光贬到建州，在建州做官的这九年里，吕惠卿每天战战兢兢，就连凉水都不敢碰，生怕感染风寒，再被扣上对朝廷不敬的帽子。
司马光大刀阔斧地整治新党，其动作之大，就连旧党们都看不过去了。例如，蔡确被贬途中，百无聊赖地写了首诗《夏日游车盖亭》：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人家都已经被贬出朝廷了，写写诗发发牢骚本无可厚非，可是，偏偏被司马光一派听到了，在太后面前参了蔡确一本。高太后勃然大怒，第二天早朝与大臣商议惩戒蔡确。有人说，将蔡确贬得远些，最好赶到岭南去。这时，右相范纯仁忧心忡忡地说：“早在丁谓被贬岭南后，那条路已经好久都没人走过了，今天连蔡确都被贬了，恐怕有朝一日我们也得被贬到岭南。”
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被贬岭南又有何妨?
先秦时期，古籍中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的部落，常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这其中，还包括吴越、闽越、扬越、南越、西瓯、骆越等。岭南地区分属南越、西瓯、骆越三个部落：南越部落演化为今天广东地区的壮族、瑶族、畲族，而西瓯、骆越演化为今天广西、海南、西南地区的壮族、瑶族、黎族、布依族、傣族、侗族、畲族、仡佬族、毛南族、京族、仫佬族、水族等的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