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迷途知返之谜：其有可能本就是潜伏人员 _伪政府

在汪精卫叛国集团中，高宗武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有名的“日本通”，可以说，没有高宗武，汪精卫就是有心投敌也叛国无门。然而，当汪精卫踏上贼船，签订卖国协定之后，高宗武却立刻反水，与陶希圣一道潜至香港，并公开日汪秘密协定，从而使汪精卫汉奸嘴脸大白于天下，政治上陷入极大的被动。这就是当时有名的“高陶事件” 。
对于高宗武这种行为，历史上不外两种解释。传统的观点认为他是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但也有人认为他是身负秘密使命，朱子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中这样写道:“高宗武是最早、也是最热心于谈和的人，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即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两年起，即与吴震修对日人西义显有所联络。至抗战发生以后，他是奉蒋氏之命在港专门担任对日的情报联系工作。他曾经亲往日本与上海，以全力来谋致和平之实现，不幸日本两度拒绝了他经手的与重庆谈和，以致功败垂成。乃转而通过梅思平而拉拢陶希圣，由陶希圣而撺掇汪精卫。汪氏既以脱离重庆而至上海，组织政权也已决定。论理，高宗武大功告成，开国之勋，大可封侯分赏，而他终于到了这最重要的关头，自弃前功，潜行叛逃。别的人还可说因不满于日方所提出的条件而迷途知返，但对高宗武来说，绝无此理。他最知道日本人，而且从战前到战时，一直由他与日方谈判，停战的初步条件，还是由他与梅思平所共同草拟而提交给日本参谋本部的谋略课长影佐祯昭的。他明白日本的态度与日本的底牌，已非一日，又何至于临时变计。”
因此，朱子家提出了自己的大胆猜测:“总括一句话，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氏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最后的改变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和谈之门，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求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
朱子家的猜测虽然不无道理，但缺乏系统性。而《陷阱——汪精卫叛国案新探》一书，则对高宗武的真实身份作了全面的考察。
首先从高宗武与汪精卫、蒋介石的关系看，尽管高宗武声称蒋介石过于严峻，不如汪精卫热情近人，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却是非同一般。蒋介石不仅将他从一位普通的教授提拔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有着所谓的知遇之恩，高宗武的夫人还是由宋美龄搭的红线呢。
再从汪精卫叛国的过程看，这件事由周佛海策划，高宗武具体执行，先是由周向蒋介石申请建立所谓日本问题研究所，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将高宗武派至香港开展工作，而真正的目的，则是离开汉口，与日本人接上关系。
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骗过了蒋介石，不仅获得了允许，还得到了每月六千美金的活动费。然而此事为外交部长王宠惠知道，因不满于蒋介石越级指挥，遂坚决反对，迫使蒋介石在表面上收回成命。
令人费解的是，高宗武却抗命潜出汉口并去了上海。要知道，战争时期，一方的政府要员私自去对方的占领区，这无疑是叛国通敌的行为，高宗武为什么如此大胆?
更让人怀疑的是，在高宗武走后的第二天，周佛海向蒋介石报告：“高宗武在汉口得到情报，所以他到上海去了。”蒋介石只是顺口答了一句：“是吗?”并未追问下去。要知道，周佛海以前向蒋介石提交的搜集情报的计划与此时报告高宗武的行踪，在地点上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一向精明如斯的蒋介石却故作糊涂，岂不是咄咄怪事!
因此，“陷阱”一书作者提出自己的观点，以蒋介石与高宗武的关系，以他驾驭部下的手段，蒋介石并非对此事不知情。然而因情势所限，许多事情他不方便直接出面或表态，如这类私下与日求和的敏感问题。他更愿意隐身幕后，见机而动，成则收其功，败则一推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