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迷途知返之谜：其有可能本就是潜伏人员( 二 ) _伪政府

从史料记载看，高宗武除了此次外出和日本人联系外，还曾再去香港，而且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这一点，在周佛海1938年6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得很清楚：“晚，武来见，云奉令明日赴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
此次香港之行，高宗武犹未尽意，竟然跑到了日本，并推出了汪精卫充当“和平”运动的领袖，从而打通了汪精卫叛国的通道。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吃里扒外的行为，蒋介石是最不能容忍的，却为何睁只眼闭只眼，以至于高宗武出入国境如出家门堂而皇之，有时甚至夫妻联袂。像这种已属叛国的行为，为什么事先不制止，事后不制裁?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高宗武所作所为乃是奉命行事，所以才有恃无恐。
根据以往的研究以及一些史料反映，高宗武自去了东京后再也没有回过汉口，因为高宗武声称，他怕受到蒋介石的惩罚，或者再进入汉口就出不来了。
然而，据当时行政院简任秘书兼军事委员会秘书处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后来也落水做了汉奸的罗君强回忆，他清楚地记得，高宗武从东京经香港回到汉口，是蒋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特意命他前往机场妥慎迎接。到机场才发现，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也屈驾在此。接到高宗武，罗君强亲自为其提行箧，以免特务检查，横生出枝节，还送他上了车。高宗武随即与张群同车，驰赴陈布雷处。至于高宗武带回什么文件，与蒋介石谈话情形如何，他一概不知。高宗武的下榻处是在汉口旧法租界德明饭店。要知道，高宗武在汉口时间并不长，以前回来多是住周佛海家，甚至连夫人也一起带去，这一次却孤身一人，足不出户，连此事的始作俑者周佛海都蒙在鼓里。
日本人首先对高宗武的真实身份产生了怀疑，在重光堂密谈期间，他们发现，参加会谈的另一位汪方人员梅思平态度认真，为一些条款争论不休，这种现象是正常的，纵然是汉奸，卖国时也是心有忌惮有心理底线的。而高宗武却表现出很随意，心不在焉，对一些条款很不在乎，甚至是非常随意地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
因此，日本方面对高宗武进行了考察，在香港，有一个日本特务有意识向高提供了一份假情报，还特别虚构了一个细节，不出几天，重庆的报纸就披露了这条假消息，其中赫然就有这条虚构的细节。所以，当后来汪精卫一行前往日本会谈时，日方曾有意将高宗武置于死地，只是汪精卫担心让同党心生寒意，才阻止了日本人的行为。
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三公子犬养健也曾参加过诱降汪精卫的行动，与高宗武私交甚好，战后他还在美国见过高宗武，并因此写了一本回忆录《扬子江在奔流》。在这本书中，他回忆说，日本参谋本部的谋略课长影佐祯昭曾认为，日本方面将汪精卫作为和谈对手是一种失策，而这种失策正是由于高宗武的误导：
高这个人不可信，帝国政府之所以选择汪兆铭，就是听了他所传达的信息，重光堂密议，也是他保证汪有力量，能动员十个师的兵力。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寄希望的龙云没来，余汉谋没来，刘湘没来，何应钦没来，汪手上根本就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力量收拾残局，帝国政府弃蒋而用汪，是失策了。这种偏差，是高将我们导入歧途的。
犬养健发现，在上海期间，高宗武有许多反常行为，当时军统特工在沪上活跃非凡，汪派干部慑于对方的暗杀，对外出进行了限制，周佛海、梅思平等人都轻易不外出，只有高宗武行动例外，特别有恃无恐。他也曾与高外出过几次，但每次都莫名其妙地走散。通过调查，犬养健了解到，高每次都是去了一家叫做“仙乐斯”的夜总会，而这家夜总会原属杜月笙的名下，显然是军统活动的一个据点。就在这家夜总会，高宗武开始了反水的密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