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根本特质不是外交家，而是战争霸王( 二 ) _汉武帝

高祖曰“善”的刘敬之策，一是和亲：“以长公主（高祖吕后女鲁元公主）妻之（指冒顿），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单于正妻），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二是朝贡：“（匈奴）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汉多余而匈奴少有的财货）数问遗（多次抚问赠送），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 。所期望的战略/外交效果是或主要是和平， “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就是“精致迂回”、“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 ，或可曰军事实力劣势规定的“孙子”式外交，同时也是“国家理由”指导下的忍辱负重的战略现实主义。起始贯彻之中仅因吕后的亲情而打了个“兵不厌诈”性质的折扣：“吕后日夜泣……上（高祖）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 。公元前198年，高祖“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 。朝贡和平时代由此开始， “冒顿乃少（稍）止。”（《史记·匈奴列传》）
朝贡与征战的交替反复
几乎从一开始，直至汉帝国到武帝在位中期发起大反攻，朝贡和平始终是一种脆弱的和平，间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甚至有限战争，因为匈奴的文化习俗、游牧生存条件和军事强势地位必然导致它间或大举入侵和劫掠。然而，对汉帝国和农耕中原这样的大规模武力侵害仍待朝贡和平开启过后约20年，此前它仅经历了随高祖去世而来的一项潜在危机：在“汉初定，故匈奴以骄”的大背景下，冒顿依据与汉设定的“昆弟”关系而遣书吕后， “妄言”要将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收继婚”习俗应用于这位高祖遗孀、汉帝国太后。结果“高后大怒” ，欲“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 ，只是名将季布急谏汉廷武力远不敷用，这位“为人刚毅”、杀伐决断的女主才贬称自己“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不足以自污” ，同时隐忍延续这羞辱性的朝贡和平， “复与匈奴和亲。” （《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匈奴传上》）
汉文帝于公元前180年即位后，即“复修和亲之事” ，然而三年不满，匈奴帝国就大举入侵汉地， “杀略（掠）人民” 。于是文帝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为节俭自律、惜下爱民的伟大君主断然展露了他的武德勇气， “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进军击敌。事情以匈奴军队撤退和文帝被迫调兵弹压某诸侯王叛乱而告中止，朝贡和平在即将死去的冒顿单于遣书表示“原（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之后旋即恢复，包括给刚继匈奴主位的老上稽粥单于送去宗室女公主充作其后。
公元前166年，和平再度破裂：老上单于亲率14万骑兵大举入侵汉地，烧杀掳掠一直打到汉都长安附近三百里。已经显示过“双重战略”的文帝再度被迫坚决抵抗，调遣和部署两股大军，分别“军长安旁以备胡寇”和“大发车骑以击胡” 。搭箭在弦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因匈奴大军撤退和汉军“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而中止；随后，便是单于复言和亲事与文帝答复“前事……皆不足以离兄弟之驩（欢）” ，两帝国相约“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 （《史记·匈奴列传》）这可以说完全是个基于互不侵犯和战略划界，并有违约制裁规定的朝贡和平条约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