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成曾国藩政治命运转折点 _天津

弱国无外交。曾氏处理此案的苦衷，就因当时的清王朝实际上只有一个空架子。以曾氏的为人，能不知其后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属无奈。
1870年6月21日发生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它涉及法国、英国、美国、俄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清政府对此非常重视，指派直隶总督曾国藩赶往天津进行处理。由于他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方针处理教案，导致民怨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甚至连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曾国藩后来调任两江总督，不久便撒手人寰。可以说办理“天津教案”的苦果导致曾国藩名声大跌，给曾国藩蒙上了无法洗刷的耻辱。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成曾国藩政治命运转折点】一
早在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天津时，法国侵略者就将作为英法联军议约总部的望海楼行宫强占为领事馆。1862年，法国传教士在与望海楼隔河相望的天津城东关小洋货街建造仁慈堂一所，专门收养中国孤儿。1869年又在望海楼旁强占土地建造望海楼教堂。不久，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又拆毁了望海楼行宫，盖起了法国领事馆。1870年夏，仁慈堂疫病流行，数十婴孩相继染病死亡。教会便将几具尸体装入一个洋货箱中夜间埋于坟地。不料却被野狗扒出，“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 。人们又挖出不少货箱，均一棺数尸，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与此同时，天津不断发生有人用药迷拐幼孩事件，乡民拿获用药迷拐幼童之匪犯三人,其中一人为法国天主堂教徒，被天主堂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去。此时民众愤怒，怀疑教堂虐杀儿童，“挖眼剖心”，而且与迷拐儿童有关。同月18日，民众又抓获一名迷拐儿童的案犯武兰珍，其供认系受教堂门丁王三指使，“令其出外迷拐男女。前在穆庄子拐得行路一人,曾得洋银五元” 。消息传开，民情汹汹，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全城笼罩在仇教的激愤之中。
6月21日，天津道员周家勋率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带疑犯武兰珍赴教堂指认王三。群众也涌向教堂，结果一无所获，只得带犯人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与崇厚“议以不了为了,即可完案”,“拟即出示晓谕,并将武兰珍先行正法” 。午后,群众与教堂中人发生口角，教士谢福音向崇厚求援，崇厚急令刘杰与巡捕二人前往弹压。此时丰大业携手枪冲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衙门，秘书西蒙执刀随行。丰大业一见崇厚就出言不逊，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 。崇厚退入后堂暂避，“该领事进屋，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 。此时衙门外群众越来越多，崇厚复出相见，告以民情汹涌，暂不可出。丰大业不屑一顾：“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既而飞奔出署，行抵浮桥，适逢知县在彼弹压，当面劝阻” 。丰大业“又向其放枪，未中，误将刘杰之家人打伤” 。群众怒不可遏,当场将丰大业、西蒙殴毙，投尸河中。随后群众鸣锣聚众，奔赴望海楼等处焚毁法领事馆、天主堂、仁慈堂，并从仁慈堂地下室查出幼孩百五十余人。英国四处礼拜堂、美国两处礼拜堂被毁。混乱中，群众先后打死外国职官、教士和修女，连同丰大业和西蒙在内共计20人。其中包括法国人13名，比利时人2名，俄国人3名，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1名。这就是“天津教案”，或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
教堂
二
教案发生后，中外震惊。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国驻京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教案人犯，随即调派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6月23日,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查办。曾国藩此刻正在病假期间，尚未痊愈。临行前，“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多数主张不可前往，幕僚史念祖甚至认为赴天津办案“略一失足，千古无底” 。曾国藩涉足政治多年，对其中的利害关系不会不知。然而他并没有犹豫，一方面在于朝廷倚重，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事态以最稳妥的方式得到解决。他给两个儿子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书信：“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