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吉田松阴：决定了甲午战争命运的日本思想家( 二 ) _日本

公元1854年，当佩里的“黑船”还停泊在江户湾浦贺外的海面上时，有一天夜里，一只小舢板在向美国人的军舰缓缓靠近。舢板上有两个日本人，一个名叫吉田松阴，另一个叫金子重辅，都是长州藩的藩士。他们是在凌晨二时，从伊豆半岛南端下田附近的柿崎村岸边出发，一步步向“黑船”靠拢的。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甚至可能被误认为向美国“黑船”袭击报复，他们的呼喊也终将被海风吞没，他们的命运也许就像这浪涛中的舢板一样不堪一击。即使今天，我们仍然很难想象他们当时的冲动。像吉田松阴这样匪夷所思的举动，或许只能产生在大变革时代的日本。遍寻中国历史，也找不出一个这样的人。起初，一切都比想象的顺利，透过密集的风声，军舰上的水兵还是听到了他们的呼喊，把他们拉上船。接着，他们提出了他们的请求，让船上的美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希望跟着这条船去美国。
在当时的日本，偷渡属于重罪，但是对西洋知识的渴望已经让吉田松阴和金子重辅奋不顾身了。或许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不好惹，有美国军舰保驾护航，没有人能阻止他们远渡重洋。但他们忘了，有一个人能够阻止，那个就是佩里。当时美国已经与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和条约》，在他内心的天平上，美国在日本的利益无疑是最重的，与此相比，这两个小毛孩轻如鸿毛。他几乎没加思索，就决定把他们送回岸上，但承诺替他们保守秘密。吉田松阴和金子重辅回到岸上，望了一眼海上那艘黑漆漆的军舰，就转身走向奉行所自首了。
吉田松阴被关押时写下《幽囚录》一书。这部重要著作在1935年列入《吉田松阴全集》，由岩波书店出版。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船舰之于海国，譬之兽之有足，鸟之有翼”[4]，呼吁幕府迅速组建日本的国家舰队，并将此作为当前的一大急务。同时，强调不能盲目照搬魏源“造舰不如购舰，造炮不如购炮”的观念，他提醒幕府，西方侵略者之所以频频横渡大洋，侵入东方，完全为商业利益所趋使：
夷以贸易为生，以侵掠为事。潮汐之所通，无远而不至，唯其贸易为生，故其国富饶可以偿制船之费。唯其侵掠为事，……故其船有所用，而非徒设之器[5] 。
如此深刻的洞察，在今天也是令人无比钦佩的，因为他看到了那些如城堡般漂浮在海上的军舰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驱动力不是它们肚子里的蒸汽发动机，而是背后的商业利益，是那些白花花的银子吸引他们远道而来，成为那些军舰的真正动力源，使它们的掠夺成为良性循环，使那些在东西方之间疲于奔命的西方战舰们成为不会休止的永动机。
假如失去了商业的驱动，任何强大的船队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早在宋代，就有许多商人和航海者，有人把他们称为“牧海人”，宋神宗早就意识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孝宗也认定，“市舶之利最厚”，于是，宋朝颁布了鼓励航海通商的政策，对影响“舶商”的官员一律降职查办，还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灯塔导航系统，整个海岸线全部开放。南宋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环中国海，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都成了中国船的天下，14世纪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写道：“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间的交通，皆操于中国人之手。”在元代，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都留下了中国船的帆影。到了明清，情况就向相反的方向急转直下。明代初年的郑和船队因为失去了商业利益的驱动而沦为一项“形象工程”，最终无以为继。我在《盛世的疼痛》一书中说：“明清两季的帝王更希望他们的帝国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固体，这样，他们的权力才是真实可感的，因此，他们喜欢用草格子固沙法，把帝国的每一个臣民都固定在原有的位置上，漂泊不定的商人，将增加他们统治的难度，是‘秩序’中的异类，所以要坚决取缔，唯有如此，才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构建一个同质化的帝国。”[6]明朝人王圻曾经一针见血地批评当时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