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判断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上,南明政权出现了致命错误 。而是将清兵当作可以团结的“友军”,如此责不再将防止清兵南侵作为立国第一要务 。更为荒唐的是,南明还担心大明与大顺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李自成会“先犯东南”,南明首要任务是“直指秦关”,攻打以西安为根据地的大顺 。
就实际来说,史可法并不是第一号人物,南明的大政方针并不能完全由他决定,但是从始至终史可法都和其他南明当权者一样鼠目寸光,推行愚蠢的鸵鸟一样的对清和平政策,认错了敌人,低估了满族人的意图和能力,埋下了弘光政权不过维持一年,基本没有抵抗就迅速坍塌的祸根 。
消极防御:错失收复中原战略窗口期
历史当事人往往不想后来成就那样初始时就有那么大宏图雄心 。
1644年6月,当多尔衮趁着大顺立足未稳,攻克北京后,已是“天上掉馅饼”的坐收渔利,根本没有想到大清将来能够一统全国,进了北京城的多尔衮自己都说:“但得寸则寸,得尺泽尺耳 。”
李自成的溃败和史可法的愚蠢却让多尔衮野心或者理想迅速发酵,促成了他各个击破的战略 。
清兵追击李自成十天,在河北两次打败大顺军,使其退入山西,6月中旬回京 。此时,经过与李自成的酣战,清兵劳顿,虽然山海关打败了李自成,但是对于地域广阔的山西以西的大顺和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明的底细并不是太清楚,清军之所以不穷追李自成,也正是不敢贸然行事处于观望阶段 。
当李自成遭到清军的打击,清军初入中原根基未稳,且随时可能腹背受敌遭受大顺和南明的联合攻击 。此时,大顺原来占据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华北地区处于群龙无首的力量空白区,原来的明朝势力反扑颠覆了大顺政权 。从六月至十月期间,是南明恢复国家、巩固南京政权的战略窗口期,史可法如派明军北上,收服中原如探囊取物 。只可惜,华北在混乱中等待来的不是明军,而是休整好的清军 。
到了11月,清军开始南下,迅速占领了河北、山西、山东以及河南大部分 。然而,南明的战略窗口并没用关闭,清军从11月到第二年4月,清军的主力一直集中西北攻打李自成军队,此时华北空虚,仍是史可法可以趁虚而入的大好时机 。
然而,南明政权的“通好”政策,史可法作为军事首长一直龟缩在扬州 。唯一一次是调停两大军区内斗到达河南东部睢州和徐州,幕僚劝他北复中原,然而“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 。” 对于史可法等人罔顾华北沦陷,时人有诗言:“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
史可法眼睁睁的失去了最佳的战略窗口期,“有效”配合了清军,让清军得以全力对付李自成 。
1645年1月初,大顺与清通关战役打响,十三天后,西安的门户潼关失守 。2月,清军占领大顺首都西安,李自成带领残部逃往河南南部 。然而,对于南明来说,有人已经看出“闯为虏败,虽可喜,实可惧 。”
1645年4月,清军腾出精力,开始收拾南明政权 。
军事无能:扬州之役没有抵抗
在大顺、大清和南明三国博弈中,南明政权占据着人力、物力的优势,国力最强 。当时,它还控制着淮河以南地区,这里乃是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地区,且没有经受李自成的战乱 。
当时,南明的军事力量也并不小,史可法提出设立四大军区,分别驻扎仪征、寿县、淮安、瓜洲 。然而,从这四个军区驻扎之地不设置在山东河南,而是南京附近,即可看出乃是消极龟缩防守,意在保存江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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