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的软弱与无能引来清军得寸进尺：南明败亡 _史可

史可法(1601年2月4日-1645年5月20日），字宪之，又字道邻，汉族，直隶大兴县人，祖籍河南祥符。明末抗清将领、民族英雄。早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后转平各地叛乱。北京城被攻陷后，史可法拥立明福王，继续与清军作战。1645年，清军大举围攻扬州城，史可法城破身死。
五月十五日，福王称帝，改元弘光。第二天，史可法辞行，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同日马士英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入阁办事。史可法深知历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故提出设江北四镇。其具体战守方案是：总兵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安、山阴、清河、桃源、宿迁、海州、沛县、赣榆、盐城、安东、邳州、睢宁11州县隶之，经理山东一路;总兵高杰辖徐、泗，驻泗州，以徐州、萧县、砀山、丰县、沛县、泗州、盱眙、五河、虹县、灵璧、宿州、蒙城、亳州、怀远14州县隶之，经理开(封)、归(德)一路;以总兵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以凤阳、临淮、颍上、颖州、寿州、太和、定远、六安、霍邱9州县隶之，经理陈、杞一路;以总兵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以滁州、和州、全椒、来安、含山、江浦、合肥、巢县、无为州11州县隶之，经理光、固一路。史可法本人驻节扬州，居中调遣。(参见《史可法集》，卷1，15—16页，此依《明季南略》，两书文字稍异)
这个提议的主观动机是把长江以北的南明控制区划成以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四总兵负责的四个战区，使职责明确，事有专权。然而史可法又规定了四镇总兵在辖区有无限的权力，“一切军民听统辖，州县有司听节制，营卫原存旧兵听归并整理，荒芜田土听开垦，山泽有利听开采，仍许于境内招商收税，以供军前买马制器之用。每镇额兵三万人，岁供本色米二十万，折色银四十万，听各镇自行征收”(《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67页) 。等于把长江以北地区交给了四镇长官个人所有，朝廷在江北既无官吏任免、调遣军队之权，又无招商收税之利，仅剩下史可法这样一个空有其名的督师。高杰、刘泽清等人原本是李自成、张献忠手下的残兵败将，不但未惩前罪，反而骤然得到一大块土地人民为其所有，因此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中。
史可法姑息高杰。高杰和李自成是同乡，故随李自成参加起义，因战斗勇敢而受信用，经常留守老营。相传他和李自成妻子邢氏私通，后来二人怕被李自成发现，就投降了明将洪承畴。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李自成进攻陕西，高杰战败逃到淮南。史可法以高杰为四镇之一，令其驻泗州，而高杰图谋据扬州，为扬州人所不纳。高杰发兵攻城，知府马鸣、推官汤来贺率居民“坚守月余，杰知不可攻，意稍怠”(《明史·高杰传》，卷273) 。高杰入城未得，整天纵兵掳掠妇女，滥shā乡民。史可法前往调解纷争，高杰素惧史可法，急令部下趁夜掩埋尸骨。史可法来到高杰军营，首先对其部属示以慰问，然后责备他说：“将军之所以贵显者，以有君命也，如不奉诏而妄冀非属之地，则诸军与扬州之民，皆得弯弓而射将军矣。”而为高杰开脱说，扬州一些官员乱shā零兵，才使“衅不可解”;又替高杰奏请驻瓜洲，这使高杰“浸易可法” 。他虽然想到黄河以北失去最高统治权威，可能出现混乱，提出勿使“前功尽弃”，却对吴三桂和清军抱有幻想。当他听说吴三桂打败大顺军，即敦请福王选派有才望的廷臣，带着监国、即位两份诏书及赐给吴三桂的敕书，直抵山东、河北一带，晓谕当地人民，心归南明，而且乐观地估计，“扫三秦之余逆，肇百代之中兴，在指顾间矣”(李天根：《爝火录》上册，2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