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才子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都是满腹经纶的一代才子,然而两者的政治观念不一,也就导致了彼此间的恩怨不断 。下面就来看看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怨纠葛吧 。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
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 。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 。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 。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 。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 。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 。
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 。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 。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 。王安石则把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 。
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 。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 。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 。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 。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
次年,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告东坡护丧回蜀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王安石闻之大喜,当即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东坡返蜀的沿途州县调查此事,连当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来严刑逼供,结果一无所得 。司马光、范镇等大臣纷纷为东坡辩诬,范镇且指出苏洵去世后韩琦、欧阳修两人赠送的赙金即达五百两,东坡均予谢绝,岂有反而贩卖私盐以谋薄利的道理,东坡才算逃脱了谢景温与王安石合谋罗织的罪名 。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不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王安石身为年长十五岁的前辈和位极人臣的宰相,这样对待持不同政见的东坡,确实有失公正,更谈不上厚道 。无怪在十多年后,当东坡在江宁与王安石相见时,东坡说了一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能言善辩的王安石也只好无言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