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孝文帝拓跋宏到底是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 四 ) _生活百科

鲜卑族本身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元氏家族，尽管经历了尔朱荣之乱，东、西魏分裂，北齐、北周取代东、西魏等屡次内乱、战祸和天灾，但依然子孙繁衍，名人辈出，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几位杰出人物。在唐朝，见记载的就有神童元希声，北门学士元万顷，名士元德秀、元集虚，学者元行冲等，特别是着名诗人元结、元稹，元稹与白居易齐名而并称“元白” 。金代末年，还出了大诗人元好问。至于其他鲜卑族的后裔，或含有鲜卑血统的“汉人”就更不胜枚举，有兴趣的话不妨翻翻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明显属于鲜卑、匈奴等族后裔的，就有刘氏、窦氏、高氏、房氏、宇文氏、长孙氏、李氏、于氏、阎氏、豆卢氏、源氏、浑氏、元氏、独孤氏、安氏等十多支。就连唐朝皇室李氏，也并不是纯粹的汉族血统，至于其他王侯将相以至士农工商中带有胡人血统的人，尽管我们永远无法作出定量分析，但毫无疑问是相当多的。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和以后的发展，鲜卑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最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正由于鲜卑等民族的不断加入，才为汉民族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使汉民族的人口数量日益增加。今天汉族能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离不开鲜卑等民族的贡献。而鲜卑族本身，尽管因此而不再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而存在，但在另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中华民族固然应该纪念华夏族的祖先，但也应该纪念包括鲜卑族的先人在内的列祖列宗，不要忘记像孝文帝元宏那样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盖世英雄。
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孝文帝或许会被当作千古罪人。由于他的改革，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纯粹的鲜卑族、鲜卑语言、鲜卑文化以至拓跋氏家族很快消亡了。尽管中国还有元氏和其他鲜卑姓氏的后裔，但都已不是纯粹的鲜卑血统;尽管专家们还能复原出鲜卑文化的某些片断，但终究难睹它的全貌了。要是孝文帝不实行改革，或者为了保持鲜卑民族的纯正，宁可放弃中原的物质文明和辽阔疆域，回到沙漠草原，可能近代的人们还会在蒙古高原或大兴安岭中发现一个茹毛饮血、逐水草而居的鲜卑族。或许有人会认为，孝文帝的作用与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没有什么不同，不过采用了另一种手段而已，甚至是更阴险毒辣的手法，起到了外部敌人所不能起的作用，完全是一个“鲜卑奸” 。
如果离开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面前应该作出什么选择?那么答案一定会更多，更复杂。这无疑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笔者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从孝文帝其人其事的确引起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中国的范围乃至整个东亚，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二千多年间，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一直是总体上最先进、文化水准最高的民族，所以对其他民族而言，“现代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就是“汉化”的过程。当然，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方面的限制，想汉化未必化得了，但要进步就只能学习汉族文化却是别无选择的道路。不仅前面提到过的各个民族毫无例外，就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最好的办法，自然是“现代化”而不“汉化”，岂不两全其美?可惜，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除了孝文帝等个别君主，其他大多数非汉族君主都曾想过不少办法，试图在接受汉族文明的同时保留本族的一些重要习俗，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辽朝皇帝曾坚持“捺钵”，即春夏秋冬四季都要到不同的野外帐篷中生活和办公，但到了后期，捺钵时间越来越少，而实际的首都却已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南迁到了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王公贵族还喜欢住在更南的南京(今北京市) 。金朝后期，迁入黄河流域的女真人纷纷学汉语，穿汉装，改汉姓，以致皇帝多次下诏禁止。但连太子、诸王都“自幼惟习汉人风俗”，女真“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气得金世宗骂他们是“忘本”，看来已无可奈何。满族入关后，为了保持本族传统煞费苦心，将边外的“龙兴之地”列为禁区，设置围场，皇帝每年行围打猎，禁止满汉通婚，强制推行满族服饰，坚持使用满族文字、姓氏，措施不可谓不周。但曾几何时，早已在关内定居的满族人不愿再回关外;八旗将士骑不了马，拉不开弓;乾隆以前的皇帝还能跃马射虎，以后就只避暑不围猎了;满姓虽还保持，名字却早已汉化，并在实际上取代了姓名。到了清朝江河日下之时，关东开放，新军取代绿营，通婚开禁，剪辫合法，还有多少传统能够保得住?二千多年间，没有一个民族取得过比孝文帝改革后的鲜卑族更好的结局，这难道是偶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