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孝文帝拓跋宏到底是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 三 ) _生活百科

应该指出，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鲜卑拓跋部曾经相当落后、保守，对华夏文明格格不入，并没有什么适宜改革的“国情” 。公元二七七年，首领力微(始祖)之子沙漠汗(文帝)在晋朝当质子多年后返回，他当着诸部大人(酋长)的面用弹子打下了飞鸟，这引起了犬人们的恐慌，因为当时的“国俗”还没有用弓发射弹子的方法。他们认为：“太子的服饰神态已与南方汉人一样，又学了这样少见的奇术，如果让他继承国统，就会改变旧俗，我们一定会不得志，不如选留在国内本分淳朴的人。”于是一起向力微建议，将他杀害。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四五0年)杀汉族大臣崔浩，主要罪行也是他所作《国记》将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原原本本写了出来，并且刻石立在通衢大道上，是“暴扬国恶” 。
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当时北魏的国势如日中天，在北方的统治已经稳定，并且已得到汉族官僚世族和士人的认同，并没有面临其他民族或势力的挑战，更没有到达不改革就得覆灭的地步。他当然受到了嫡祖母冯太后的影响，而且在太和十四年(四九○年)冯太后死后他在亲政，此前的一些重大措施，如制定新律，官员实行俸禄，施行均田制、三长制等都是在冯太后执政时完成的，但决定性的汉化政策还是由他制定并推行成功的。孝文帝的改革信念是基于他对汉文化优越性的认识和对鲜卑族长远利益的关注，这充分表现在他对陆睿的谈话中：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联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联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联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九)
在孝文帝之前，十六国的君主中也不乏汉化程度很深者，如汉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伽鬼、慕容光，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有能够解开本民族的情结，打破民族间界线，不得不实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相比之下，孝文帝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孝文帝尽管牺牲了自己儿子，不得不杀了一批企图叛乱的宗室重臣，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很大，他的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
孝文帝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百余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迁入洛阳和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文化中心，使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鲜卑各族的北方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文化主动汉化的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汉文化鲜卑化或胡化了。
正因为如此，洛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洛阳伽蓝记》中传神的描述和今天还能看到的龙门石窟的辉煌艺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使在当时，南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承认，洛阳的文明程度已经凌驾于南朝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之上。永安二年(五二九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只身逃归南方。当时北魏国力大衰，洛阳经历河阴之变后也远非全盛时可比，但陈庆之回国后却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从唐朝初年开始，拓跋鲜卑建立的魏国被正式承认为中国的正统之一，与继承了晋朝法统的南朝享有同等地位，官方编纂的历史就有《北史》和《南史》两种，从此有了“南北朝”的名称。一个非华夏( 汉)族建立的政权能被华夏(汉)族承认为正统所在，是前所未有的奇迹。此前建立十六国(实际不止)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被逃离中原的东晋称为“乱华”的“五胡”，在唐初官修的《晋书》中，他们的君主还没有资格享受“本纪”的待遇，只能专门另立一种“载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