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女沙皇叶卡捷琳娜最崇拜的中国皇帝竟是他！( 二 ) _生活百科

那么，俄国人看中它的是什么呢?原来就是雍正对自己的儿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说的“朝乾夕惕，励精图治”的话，就是期望未来的乾隆皇帝能够“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之” 。应该说，这也是当时俄国人期望于“明君”的最高理想。
当时恰值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当政。这位女沙皇即位之初，便作出姿态接受“启蒙思想”的指导，标榜“开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学创作自由，编辑出版杂志，并亲自执笔，在俄国社会煽起了颇为强劲的启蒙主义思潮。而叶卡捷琳娜所要接受的“启蒙思想”指导和“开明君主”制度，所指的正是中国的大清王朝和大清王朝的雍正皇帝。
《爱说闲话的人》杂志主编诺维科夫正是启蒙主义的代表作家，他把雍正对皇太子们的遗嘱当作“ 开明君主”的原则来宣传，在他们心目中，雍正的话当然是理想君主的行为准则。于是，这些宣传便深深地感染了这位俄国的女沙皇。
但是，俄国的现实又与女沙皇叶卡捷琳娜的宣告相去甚远。叶卡捷琳娜为标榜自己的“德政”，甚至写信告诉伏尔泰，说在俄国农民如果想吃鸡就可以随意吃到。而现实是农民在大批破产和死亡。
诺维科夫办讽刺杂志宗旨是揭露讽刺具体的社会丑恶，施以无情的鞭笞。但是雍正的遗诏中并无讽刺的话语可以引用，相反，倒是有他描述的君主正气：“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显然，雍正皇帝在俄国人的心目中，又是一位理想的君主。
不仅如此，俄国人还把雍正皇帝治理下的大清王朝，当作最理想的国度。这从杂志的编排便可看得出来，放在刊头的是雍正皇帝的话，摆明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在刊末却特意登出了启蒙主义作家冯·维辛的一首讽刺俄国现实社会的打油诗《致仆人书简》，指出：在俄国“人人尔虞我诈，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骗皇上……拿吧，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是从编排上显出的一种独特的讽刺手法，通过对照向读者暗示：当今最理想的国度不在俄罗斯，而在位于东方的大清王朝。足见在俄国人的心目中，雍正皇帝治理下的大清帝国也是理想的社会。
十八世纪的俄国人士不仅注意到大清王朝，而且竟然用雍正皇帝写的文章去挑战沙皇专制的弊端。这毕竟是历史上中俄文化交往中的一段颇有意味的插曲。
当年俄国东正教驻中国北京的传教士团，主要任务还不在于传教，而在于多方面地了解和调查大清帝国，尤其是宫廷和官府的情况。但是关于“雍正传子遗诏”的俄译情况，还是值得一谈的。
雍正皇帝传子遗诏能在俄国流传，除了其本人的治国业绩享有声望外，主要得力于俄国翻译学者的学识和俄译文的准确。俄国翻译学者阿历克谢·列昂季耶夫能够从众多的文籍中选出那份遗诏加以译介，绝非偶然，而是有广博的中国乡情知识为基础的。他出生于莫斯科教堂工作人员之家，从1738年起就入汉语学校，学习三年之后，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接着就以学员的身份随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于1742年来华，在京住了十二年，至1755年回国，立即被派往外交部和科学家从事汉、满语文的翻译和教学工作，直至去世为止一生有近五十年在从事满学的工作，即便只算到1770年他译出雍正皇帝遗诏为止，也已有三十余年的实践经历。
阿历克谢·列昂季耶夫在华期间，曾经担任过清政府理藩院的汉、满语的翻译工作，并在俄语学校任教。而他在京时间恰好雍正皇帝死后不久而乾隆在位，于是，他对于中国的前后任皇帝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使他对自己的翻译作品有了明确的选择。从实际成果看，除了雍正皇帝遗诏外，他还有大量翻译手稿，内容涉及中国史地、中俄关系、政制刑法、哲学伦理和上谕等等，在1771年至1786 年出版的译文就有二十一种。十八世纪，俄国共出版有关中国书籍和论文一百二十种，而他的译文即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况且许多译文还算得上是欧洲的第一次译本。